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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虏肆虐多年，中原汉人十不存三，王上迁徙南方人口北调合情合理。”葛洪是医学大家，却不敢大包大揽：“医分多种，小老儿不专诸妇人之术，或有建言，却需志同道合之辈群策群力。”
刘彦立刻就感概了，南方还是有道德大家和明白人。
第628章：最大的从龙之功哟！（）
关于白日飞升其实还是有些例子，最出名的莫过于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根据记载他就是得道成仙，还留了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
刘安就是那个想要研究仙丹最后搞出豆腐的西汉诸侯王，他的父亲惨死在西汉孝文帝手中，长期就对孝文帝一脉有着深切的恨意，一直以来也和当朝的皇帝过不去，终其一生几乎就是一部与小猪（刘彻）抗争的故事会。
在很多“阴谋家”的解读中，刘安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就是被小猪来了个鸡犬不留，但是皇帝灭掉诸侯王的血裔并不太好，也就宣传刘安求仁得仁的成仙了。
另外一些白日飞升的故事是集中发生在东汉时期，比如黄巾之乱前的左慈、南华、于吉等等那些人，相传这些人中就有多个是飞升了，其中以于吉兵解成仙最为出名。
兵解成仙是什么？其实就是用兵刃自杀了，死后身体没有流出鲜血，死态安享且充满神仙风骨。其人有没有成仙没人知道，是活人给死人按上的名头。
葛洪作为一个熟读经书的道士肯定知道那些白日飞升的例子，可他拿不出什么证据，最出名的刘安很明显就是被刘彻清算死全家，肯定不敢拿出来说，至于东汉的那些仙人更多是乡野故事，自然也不能作为凭证。
事实上哪怕是葛洪能够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白日飞升真的存在，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和刘彦讲那些。
刘彦现如今才是中年，正是作为一名君王最有开拓精神的时候，对一些神神道道的东西肯定不会那么着迷。
白日飞升还有一些不是可以说道的例子，长生不死则就真的是口说无凭的事。道士当然坚信有白日飞升和长生不死，他们修道就是为了这个。
葛洪想的事情更多，中原刚刚从胡虏肆虐中挣脱出来，华夏苗裔已经历经过诸多的悲惨，但凡是心有民族之人，绝不想类似的事情再重演一次，鼓励君王多多压制异族都还不够，又有哪个有志之士会蛊惑君王去搞那些没有影子的事。
刘彦问医术，葛洪就谈医术。
在这么个年代里面，医和道其实并不分家，医生不一定是道士，而成名的道士必然会懂得医术。
上古先秦时期的扁鹊指的并不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上古先秦西秦的一个医疗组织，每一代的魁首都叫扁鹊。那个时候的医术更偏向于巫术，也就有了巫医这么一个称呼。
巫在远古时期就是一些研究花花草草用于医疗的人，社会地位非常高，且有引领族群向前大踏步前进的使命。尝百草的那位神农相传就是巫，不过他不但研究可用药的事物，还为人类文明研究出许多种可以耕种的植物类粮食。
医生开始向“道”的那一方向演变是发生在西汉，当时的社会十分迷信，尤其相信诅咒杀人的方法，也就让西汉经常因为一些“咒杀”引起大动静，比较出名的就是“金屋藏娇”的那位阿娇，还有刘彻那个被废的太子刘据。
到东汉之后，非常出名的华佗就带着道士的色彩，另外一位著作《伤寒论》的张仲景辞官之后也成了一名道士。
葛洪和刘彦讲医术的时候牵扯到道1教的很多著名人物，用心自然还是想要刘彦重视道1教。他说要邀请过来群策群力的那些人，大多就是有道1教背景的人，少部分则是很有名的玄言家。
宣言家是什么家？就是熟知玄理又爱好老庄的一些非道1教人士，比如孙绰就是其中的一名玄言诗人。
刘彦是搞不懂研究医疗怎么需要诗人，恰恰就是因为不懂也没有装懂，后面干脆让人请孙绰过来。
与孙绰一块出现的人是桓温，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不过能看得出孙绰对桓温很是忌惮。
“兴公确实研读老庄著作，王上能够用得上。”桓温是在宁州那边知道刘彦来了建康，一路上舟马劳顿赶了过来。他也读过老庄的著作，尤其是对《逍遥游》最为喜爱，可庄子并不止有一部《逍遥游》，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品，甚至是有着道教至高宝典的《道德经》。（《道德经》是老子与庄子的共同作品）
孙绰原先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请到后殿，一听是要与葛洪一块研究医学，有些失望的同时也感到振奋。
是个人也清楚现在的医疗并不发达，生病了看医生是达官贵人才看得起，普通百姓生病了只能硬生生地熬过去。
汉国已经颁布鼓励生育的国策，而民间因为怀孕生产的意外并不少，相关的医疗配套不重视的话，生育政策很可能会成为一条杀人国策。
实际上刘彦对相关的生育政策可谓是印象深刻，因为生育政策产生的代价没有任何一国比天朝更有发言权，不管是当初的多生多产，还是因为要减少人口的有计1划1生1育，要真的进行死亡数据统计的话……绝对触目惊心。
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绝对不是一蹶而就，但是什么都不干则就永远不可能达成最终目标，刘彦的小目标是至少培训足够多的稳婆，相关的妇科医理也进行系统规划，然而就是这个还充满了无数的障碍。
刘彦不管是召见葛洪还是孙绰，都是在表现出一种应有的态度，是给世人来看，没可能只因为召见几个人就事情办成。
葛洪和孙绰在随后离去，他们已经知道了刘彦的态度，很清楚接下来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并将这件事情视为一种难得的契机。
作为道士的葛洪，他看到的契机是道1教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沙门在建康大搞什么水陆法会之际，君王无视沙门而表现出来的重视道1教，使他更为高兴。
孙绰看到的契机则是南方士子参与国政的机会，鼓励生育是大国策，南方士子要是一时间无法做官，那就参与到鼓励生育的政策中来，改善君王对他们看法，有建功的人按照汉国的赏罚公正也必然得到回报。
“王上，他们还是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桓温来建康之前已经进行通报并被允许，再来是身为征南将军有权在长江以南各州郡活动，不算是擅离职守。他笑吟吟地说：“但凡敢于表现不服之人将被剿灭。”
召见什么人只有极少数是刘彦亲自点名，更多的被召见之人是由中枢来制定名单。
这一次大举召见的用意没那么简单，主要还是试探南方这些人的服顺程度，对于刘彦来说欣慰的是在名单上的人都来了，对桑虞和桓温等一些人来讲则是没找到机会继续干掉一些人。
桑虞想干掉更多的人，是为长江以北的士子清除竞争对手。在这一点上面，他与所有长江以北的众人利益一致，就是不用商议也能互相有默契地配合。
桓温想要继续杀人就更简单，他在南方杀的人足够多了，已经背负那么多的血债，只有用更多人的鲜血来增添自己的恶名。他很清楚一点，南方的恶名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多坏的名声就能更得到重用，再来虽然是恶名，可杀的都是不臣服者，以自身的立场而言何尝不是功勋？
对的，是看什么立场去干什么事情，彼之英雄我之仇寇就是这个道理。
夜间宴会开始，刘彦当然是等待所有人落座才最后出现。在这种场合里面，他是换上了君王该有的一身行头，甚至是有些行头超过了“王”该有的，让众人品读出一个信号。
自《周礼》出现之后，什么身份就是怎么穿衣，什么样的人在穿衣的时候不能超过自身该有的底线，甚至是做些什么事情也都有礼可寻，尤其是在等级区分之上。
在《周礼》的规定中，超过大夫一爵的人就有资格身穿冕服，并不是诸侯王和天子才能穿，只是在冕服的规格上有还能严格的区分，比如只穿“服”而不戴“冕”，又或是“服”的花纹图案上进行区分，穿“服”而不戴“冕”只以“冠”。
到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有了新的礼仪制度，需要少上造以上的级别才能穿冕服，但是“服”的纹章不能超过规格，“冕”也不能有旒。
秦帝国末年时期的章邯有画像流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