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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的论文在美国发表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
美国青年物理学家艾伦就是按照王淦昌先生的思路，成功地探测到了中微子的踪迹，这是当时是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艾伦也在他论文里面明确的讲，我的这个发现，所依赖的就是王淦昌先生的思路。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947年发行纪念刊《近百年来科学之进步》，王淦昌被列为贡献人之一。40年后，美国科学家莱因斯首先发现中微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王淦昌曾感叹说：“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点，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的王淦昌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学生李政道会为自己弥补终生遗憾。
第七十三章别样的长征（21）（）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35岁的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然而，李政道在1944年的一个选择，差一点让他与后来的诺贝尔奖无缘。
1944年的那个夏天，李政道来到湄潭后不久，得知了母亲已从上海移居到重庆的消息。贵州紧邻四川，路途不是很远，李政道便前去看望母亲。回程的山路上，他乘坐的卡车失事，李政道背部受伤，被学校接回湄潭养伤。养伤期间，他得到了束星北精心的照料。
李政道去过束星北教授家几次，束教授都是很热情款待的。那时物质条件是那样的缺乏，特别是有一次，束教授家好不容易搞到一只鸡。能吃上个鸡呀，几个孩子都很馋，那时候小嘛。但束教授却把鸡腿给了李政道吃，而自己家的孩子没有鸡腿吃。那时束家的孩子小啊，所以印象很深。他们当时很气愤，心想，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鸡腿？我们是你儿子啊，没有得吃，而给他一个学生吃。现在我们就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这些教授们太爱才了。他们大概当时发现了，李政道有天才，所以对他特别地照顾，他们把自己的科学梦想寄托在一个学生的身上了。
国立浙大的老师对李政道的关爱，使他永远不能忘怀。
不久后，束星北教授接到国民政府军令部邀请，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一心要科学报国的束星北就去了重庆。
这时候，全面抗战进入第七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后，又在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桂柳会战。
中国军队第4战区，在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下，以桂林、柳州为中心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与此同时，中国援缅远征军方面传来消息，特种兵严重缺员，国民党政府随即发出10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就是十万青年，十万兵的运动，当然这里面有为小蒋接班储备人才的影子。
这场运动波及到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说是大多数，那时在全中国未沦陷区，也能有几所大学？在国立浙江大学内，一批学生决定弃笔从戎，参加青年军。
李政道当时和普通民众一样，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嘛，是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他是已经报名参加青年军了，是准备投笔从戎了。
一天，王淦昌教授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发报人是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束星北，尽管王淦昌此时已是物理系主任，但束星北还是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要看住李政道！”就在几天前，李政道写信告诉束星北教授，说自己要参加青年军，到抗日前线去。
当时束星北教授已经在重庆了，在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里，在那里研制雷达呢。他听到李政道准备参军的消息以后，他是马上打电报给王淦昌教授，让王淦昌教授看住他，说这个年轻人不能当兵，谁都可以当兵，他不能当兵，一定给我留下来。
第七十四章别样的长征（22）（）
王淦昌教授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的加以劝说，这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是，身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依旧不放心，他最终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了在昆明落脚办学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那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离开浙江大学53年后，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开来了一辆当时当地很罕见的小汽车。
驾车的是一名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化学胚胎学》一书，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年，在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才有的号：“十宿道人”，而中国人记住的则是他的中文名字：李约瑟。
李约瑟在1942年到1946年的时候，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会员，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搞生物胚胎学研究的一个学者，那么被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考察。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中国大后方的十个省，访问三百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六个月前，李约瑟已经到过国立浙江大学，但只是匆匆路过。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专程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是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由赵元任、杨杏佛等7位中国留美学生发起。在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的竺可桢随后加入。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
第七十五章别样的长征（23）（）
国立浙江大学历经五次搬迁，最后落脚在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两地，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一定发展。校长竺可桢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留学过海外的竺校长深知，科学是要在互相学习和交流中，才可能得到发展的。
这一天下午，李约瑟按原定计划抵达遵义。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现后，立刻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李约瑟穿的是长袍，穿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最常见的服装，蓝色的长袍，戴了付眼镜，个子很高，像个猿人一样的，当时他在英国人里面可能也算是个高个儿的。
当晚，竺可桢校长设宴为李约瑟接风洗尘。席间，李约瑟对贵州遵义的茅台酒赞不绝口。后来，李约瑟爱喝茅台成为人尽皆知的事情。李约瑟告诉竺可桢，准备利用这次参加科学社活动的机会，在浙江大学考察三天。第二天，竺可桢便将李约瑟带到遵义以东75公里外的湄潭校区，参观理学院和农学院。
湄潭位于贵州高原北部，素有“黔北粮仓”之称。县城外湄江环绕，风景秀丽，当时的浙大师生曾为此感慨：杭州天然美，湄潭亦天然。
10月24日上午，湄潭北门外国立浙江大学的饭厅被布置成临时礼堂，四百多名师生挤在这里，倾听李约瑟的演讲。李约瑟演讲的题目是《科学与民主》，担任翻译的是教育系主任郑晓沧。竺可桢最小的儿子竺安也现场聆听了李约瑟的演讲。
李约瑟演讲的内容当然也是超出了竺安的水平的，再加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