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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第二百二十四章三个叛徒的下场（1）（）
大浪淘沙，并不是所有闪光的东西都是真金，只有去除没有用的杂石，经过烈火的淬炼，才能显出赤金，在革命队伍中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原一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改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但赵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
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人员，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
傅师长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同志带领侦察班，以“护送”为名，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民党军的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再跑就打死你。”
赵凌波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战士们开枪击毙了。
第二百二十五章三个叛徒的下场（2）（）
1938年冬，赵希仲担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从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到一周以后枪声平息。赵希仲在随队突围中被国军108师俘虏。国军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
随即，意志不坚定的赵希仲叛变，他供出了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并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6月7日深夜，在石塘镇宿营时，赵乘众人熟睡之机偷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年2月，赵希仲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把他当作是共产党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经营大地做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才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暴露，他被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赵希仲投黄河自杀身亡。
第二百二十六章三个叛徒的下场（3）（）
皖南事变中犯下最大直接罪行之人叫刘厚总，他原是湖南耒阳人，就是他成为杀害了已经逃出包围圈的项英、周子昆的直接凶手。
刘厚总于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38年9月，刘厚总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