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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不可避免，但只要我们前方的指挥员，如项英等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和中央的步调一致，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最重要是我方所受到的损失最小化，是完全可以移易的。
但是，笔者以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皖南新四军最后走上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严格意义上的全军覆没。
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全军覆没这个结果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唯一性，任何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
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1。全军覆没；2。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但在日本鬼子；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态势下；肯定的是；走哪条路都是不安全的——只有皖南的青山绿水永远记住那些没有倒在日本鬼子的枪下，却冤死在所谓友军的刀下的新四军指战员。。。。。。
第一百九十七章早有预谋（1）（）
（一）
新四军成立之初，在江南的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在江北的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
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了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重庆当局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了。
（二）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
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一厢情愿被中共所拒绝。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华中新四军之所以发展迅速，固然与正面战场国军吸引日军主力，使其暂时无暇后顾，从而给新四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有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新四军得到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一，国军尽管在正面战场顽强阻敌，但毕竟是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而新四军迎敌而进，深入敌后，让沦陷区民众看到了希望；其二，国军实行兵役制，强制壮丁入伍，而新四军推行募兵制，宣传、动员敌占区青年自愿参军，保家卫国；其三，不少敌后的国军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摇身一变而成为助纣为虐的伪军，而新四军绝无成建制伪化的丑闻；其四，新四军所到之处，党政随同推进，成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二五减租、分半给息的政策，惠及了贫苦农民，也消除了地主富农“被共产”的顾虑；其五，新四军谙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其六，新四军作风过硬，军纪严明，而国军纪律涣散，处处扰民，如韩德勤部在苏北，连蒋介石都收到属下密报韩军“官兵全失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指新四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以上种种，无不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深得民望，这是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三）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华北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第一百九十八章早有预谋（2）（）
华中地处苏浙皖鄂豫赣6省，曾是蒋介石统治的基本地区，也是他过去发动内战的主要经济命脉所在。武汉失守以后，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流布在华中各地。豫南、豫东地区有汤恩伯、李仙洲部，鄂豫边、淮南、皖西地区有李宗仁、李品仙部，浙赣、皖南有顾祝同、上官云相、唐式遵部，苏南有冷欣部，苏北、苏中有韩德勤、李明扬部。津浦线、淮南线、皖赣线沿线徐州、宿县、蚌埠、滁州、南京、合肥、巢县、芜湖、铜陵等城市则为日军控制。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八路军增援华中。绝非巧合，就在延安决定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军令部拟定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批示再次重申：“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的批示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