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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下略）
（三）。
此稿一看就是大家所书，当然是陈布雷——这位蒋介石口口声声叫着布雷先生的人所写。
此文稿一出，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也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赏，特别是那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时成了当时主要宣传话语。
在延安的我党领袖毛主席，过后也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四）。
蒋在完成上述发言后，又显示了一次真正“一把手”的做派，他说战事紧急，先走一步。看都没看汪一眼，又把当时国民党的名义上一把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晾在一边了。
第二十章低调俱乐部（）
（一）。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大都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此时北平、天津早已开打，北大是回不去了，校长一时做不成了，胡适也和他们一齐回到南京。
庐山会议既然定了、宣布了当时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就要看如何具体落实到那些人、哪些部门了。但众所周知，南京政府的一班人，从来就没有团结过，国难当头也不例外。
（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为了怕日后日本飞机的轰炸，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卢沟桥打响后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家伦、胡适、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胡适自嘲为“低调俱乐部”，这和蒋梦麟曾自嘲自己为“北大功狗”一样，保持了当时北大人“擅于”自嘲的传统。
汪精卫虽没有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俱乐部身后的影子，在国民政府的上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倡导所谓“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指挥下的部队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国民政府。”
陈布雷、熊式辉也常来，他们的调子也不高，但他们是委座的“侍卫内大臣”。不久熊还带来了蒋介石的告诫之语，大意是：不能动摇，不传动摇的话，云云。
（三）。
当7月28日，中国军队在南苑惨败的消息，传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传到他们耳朵里，更引起胡适他们的恐慌。他们积极活动，竭力主张于日本和谈。
此前不久，汪精卫曾希望推荐胡适担任外交部长。汪精卫推荐的依据，主要还是胡适同意他的主张；但“一把手”蒋介石却暂未同意，主要原因大概是蒋怕胡适是汪精卫推荐的，如果他就任外交部长之后，一切都以汪精卫的意思办，在外交上他蒋某人不是被架空了吗？其实，蒋介石是知道胡适的才华，和胡在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的。
所以说，有时人太聪明和太有名望，也成了一件错误的事了。当时国家正在最急需用人之际，而胡适这位大家，直到此时，还没有着落。
现在，“低调俱乐部”的一班人建议：外交路线不能断，力推日本人欣赏的，既年轻又资深的外交官员高宗武负责打通关节，同时决定要找一个要能负责的，又能使蒋委员长言听计从的政治家，来做历史上常出现的那种力挽狂澜的“社稷之臣”，希望他能像历史上著名的郭子仪、曾国藩等等一样，挽狂澜于既倒。
胡适看重的人是陈布雷。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上书委员长的一幕。
第二十一章怎样转呈委座呢（）
（一）。
陈布雷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一进屋，便问秘书有没有急件？
秘书把经登记的文件都捧到了陈的办公桌前，陈翻阅着，看到了胡和陶的信。陈布雷展开信，见有好几页纸，面上一页是陶希圣的手笔：
“布雷先生：
本日下午五时，希同胡适之先生奉谒，未遇为怅。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一）为拒绝其入京（二）为积极表示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两段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也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
弟陶希圣上，五日”（此信与本章中选用资料现存台湾蒋介石档案中）
这封信的大意，陈布雷事先是清楚的，因为胡适前两年就愿赴日本任大使，蒋一直未答应。蒋和陈私下里聊的意思，论胡的水平做驻日大使是大材小用，主要是因怕他到日本后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境遇，把他派到讲法制一些的国家去可能更好，现在来看看他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好建议？
（二）。
陈布雷把陶手写的一页放在一边，继续看下面的内容，下面是四页具体建议条款，用红格稿纸，直行书写，看字迹是胡适的亲笔：
“原则：解决中日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左立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