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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城当即拍板道：“既然是好的政策当然得大力推广下去了，不过不能强行推广，得让工厂的老板觉得好让他主动去推广，咱们只提供建议指导，不能强行下行政命令。”
何文昌连口答应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把首长的意见不打一点折扣的落实下去。”
后来张城提出的这套奖惩机制在榆林工厂推广下去之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并进而推广到全国，其中职工分级制更是成为人尽皆知的政策，人们一提到九级工无不顶礼膜拜，仿佛后世的球迷提到梅西马拉多纳一般，成为所有人都崇敬的偶像、大拿。
至于发明创新的奖励更是解放了所有职工的思想，工人们不断推陈出新，使我国工厂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着优势。
后来人们把提出这套奖惩机制的张城捧上了极高的神位，人们将他和鲁班区分开来，鲁班被认为是古代技工的祖师爷，而张城则是开场现代技工的祖师爷。
建国后的技工学校往往都带上张城的名讳，比如原本应该起名为某某市技工学校，往往在技工学校前面加上“张城”的前缀，名为某某市张城技工学校，后来“张办”的干部知道后，向张城打小报告，要求处罚滥用张城名号的学校。
当时已经七十高龄的张城知道后却没有大动肝火，反而一笑了之，并表示他们能用自己的名号自己感到非常光荣，说明老百姓没有忘记我啊。
张城胸怀大度的表态赢得了所有人的崇敬，虽然当时的张城为了响应“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已经辞去了党、政、军中所有的职务，但人民反而觉得张城更加平易近人了，对他的爱戴丝毫不减。
当然，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接下来的张城一行人分别考察了兵工厂其他最新研制出来的武器，对于目前兵工厂能研制出这么多种类的武器，张城还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兵工厂对于张城最为重视的八一杠的研制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进展，张城并没有太大的失望，相反还鼓励技术员们不要着急慢慢来，只要不断投入精力、物力，迟早回研制出来的。
张城的鼓励让这些技术大拿们非常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搞科学研究不是搞指挥打仗，不是说下了死命令就一定能完成的，张城能够理解并鼓励他们让他们觉得张城是个懂科学的知己，均生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纷纷向张城保证一定把这款自动步枪给研制出来。
第二二六章 全面抗战爆发（）
虽然舍不得，但张城知道只要56式步枪出现在战场上，由于结构简单很容易会被对手仿造，再加上根据地薄弱的工业能力，说不定自己生产出来的56式还没有别人多呢。
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张城痛下决心，决定用56式的设计图纸和苏联交换，要求苏联特别为56式步枪设计生产线，并在榆林兵工厂完成安装。
张城在视察完兵工厂后马上就和身在莫斯科的陈耘同志取得联系，经过陈耘同志一段时间的运作，张城和苏联方面迅速达成了56式设计图纸交换步枪生产线的协议。
两个月后，苏联交换过来的生产线在榆林兵工厂安装到位并调试完毕，已经研制得非常成熟的56式马上投入了生产中，每个月大概能生产3000支步枪。
量产的56式步枪立即下放到少纵各部，初开始时战士们还有点不习惯，可经过一点时间的适应后，战士们马上就喜欢上了这款经典名枪，达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
56式的效果得到充分验证后，张城又把1000支56式支援给了红军总部的中央警卫团，这款名枪很快就风靡延安，得到了所有官兵的一致喜爱，就连向来不喜摸枪的统帅也按捺不住，亲手打了两枪，对此枪的威力大为满意。
眼看统帅如此推崇56式，张城便顺势请统帅为这款步枪命名，统帅一向不喜以人名来命名枪支，便把这款步枪命名为中华式，和常凯申的中正式唱起了对台戏，又因为这款步枪诞生于1937年，所以这款半自动步枪的全称便为——中华37式半自动步枪。
37式半自动步枪上了轨道之后，兵工厂对八一杠的研制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进展，终于在5月份时被研制了出来。
这款自动步枪张城可不会拿来给苏联分享了，对这款步枪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张城命令兵工厂秘密购买机器设备，由兵工厂自己人来组装八一杠的生产线，全力解决八一杠的量产问题。
到了七月初，八一杠的生产线已经初步组装起来，每天大约能量产20支八一杠，张城把八一杠下放到红军各部的特种部队，传回来的反馈非常好，特种部队的队员们纷纷称赞八一杠比37式的威力还要大得多。
对此张城早有预料，因为八一杠是在ak—47及56式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效果是经过了越战的充分验证，威力并不比ak—47差多少，而且还更适应黄种人的体型，即使张城穿越之时我国还大量列装部队，未被95式完全取代，并大量出口非洲、南亚，堪称一代经典名枪。
之后张城又把八一杠拿给统帅起名，为了和37式区分开来，并结合八一杠的特点，统帅给八一杠正式取名为中华37杠自动步枪。
至此，后世我国研制生产的两大经典名枪56式和八一杠全被张城提前剽窃了出来，并命名为37式和37杠，这两大名枪在后来的全面抗战中大放异彩，赢得了八路军所有官兵的喜爱，二战爆发后，更是大量出口欧美国家，为处于困窘中的工农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与此同时，苏区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再次迎来了夏收的大丰收，工业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再加上工农红军自己建农场、养殖场，并未拖累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对苏维埃政府的拥戴更是来到一个新台阶。
另外西北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在苏区流通顺畅，购买力不俗，非常坚挺。
在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华北危机日益逼近，越来越多的平津地区的大学生前来延安投奔革命，再加上受到张城邀请前来延安采风的文化界人士写下了中国希望在延安的评论，导致海内外的进步青年纷纷涌向延安，延安顿时从一座贫瘠古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名城。
就在苏区根据地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夜间日本军队以有己方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
遭到拒绝后，日本军队于7月8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民党第29军激烈抵抗，团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战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得知消息的统帅马上在新华广播电台上发表讲话，大声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统帅还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与此同时，南京的常凯申也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他亲自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8日下午，常凯申收到统帅、朱老总、周副统帅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常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常凯申收到由彭老总、林帅、刘帅、贺帅、张城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民国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常凯申出现在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面前，正式发表了享誉海内外的抗战宣言，他郑重宣布：“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