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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二，用最近五年朝廷对腌制鱼的收税情况、各关隘统计的腌制鱼流通数量（桶），“预测”出随着腌制鱼的流通数量（桶）的增加，在不同税率下累计收税额的数字。
算式三，利润分析，根据近五年煤价走势，以及沿途商税下降后对腌制鱼长途运输和销售成本造成的“利好”程度，“预测”出税率下调到一定程度后，长途贩售腌制鱼的利润增加程度。
结论是利润明显增加，那么既然有利可图，渔船主们就有更大的需求增加捕鱼量，而在此基数上，根据数理统计的各类算式，“预测”出一个结果：
一旦朝廷适当下调税率、刺激腌制鱼的销售，从腌制鱼销售上收取的总商税反倒会增加。
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收税，道理谁都懂，此次这项议题的支持者，却依靠切实的数据和数理统计知识，用数据来阐述这个道理。
用数理统计的方式，靠复杂的数学算式，糅合大量数据并进行“预测”，这样的辩论方式已经超过了寻常官僚的应对能力。
幸亏有精通数学的翰林院大学士在场，又有国子监博士作为“顾问组”在场等候质询，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大学士和“顾问组”成员获得共识，向三高官官、拥有投票权的平章们确定，推算结果并没有什么破绽。
事实胜于雄辩，这项议题在投票中获得通过。
与会人员稍事休息，下一个议题开始。
宇文维城坐在位置上，心思却早已飞到九天云外，这几日他列席政事堂会议，按照“投票多数通过即通过”的原则，没有干预决策，熟悉了新制度下政事堂会议的决策流程。
还目睹了谏议院、翰林院、枢密院出现后，对政事堂会议造成的影响。
等到四年后谏议院满员，届时参与政事堂会议的人员，不算跑腿的小吏，应该有一百二十四人。
这一百二十四人开大会“吵架”，正、反两方渐渐泾渭分明，迟早会演变为党争。
党同伐异，对人不对事，相互扯皮，内耗也来越严重。。。。
利益集团、官僚、勋贵吵成一锅粥，皇帝正好居中裁决，这倒不失为一个保证皇帝超然地位的办法，但是。。。
既然各方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可以通过政事堂会议博弈决定国策，那么他们可以私下里进行利益交换，从而相互妥协，实现事实上的操纵国事。
那么，皇帝一旦软弱无力，岂不就被变相架空了？
满朝文武拉帮结派，结成朋党，党同伐异，相互攻讦，朝野内外乱成一锅粥，皇帝该怎么办？
换做我为天子，大概能控制局面，可儿孙呢？
这就是宇文维城此刻心中冒出来的念头，让他不寒而栗，他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不应该看不到这样的发展前景，为何还要如此安排。
莫不是认为，只要各利益集团相互制衡，就可以高枕无忧？ 富品中文
第六百一十四章 所谓制衡（）
再好的制度，因为也得靠人来执行，所以这种制度实现的所谓平衡，迟早会因为人的因素而崩溃。
这是宇文维城看史书后获得的心得，此刻，他在东宫书房里，看着《晋书》的草稿，想要从曾经发生的历史中，找到论据，以便向父亲请教一些问题。
司马氏的晋国已经灭亡百余年，其间，有史家编撰《晋史》或《晋纪》，累计足有二十余家，流传于现世的就有十八家《晋史》类书籍。
现在，朝廷决定重修《晋书》，宇文维城看的就是初稿。
在其中，他关注的是一件历史事件。
晋武帝司马炎，煞费苦心为其低能太子司马衷构建的一整套权力制衡体系，到底是如何崩溃的。
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智力有问题，曾说过“何不食肉糜”的话，被宇文温当做反面例子教育宇文维城。
但是，宇文维城也是从父亲那里听到评价：司马衷并不是白痴，只是智商低下，毕竟后来好歹说过“此嵇侍中血，勿去也”的良心话。
之所以说出“何不食肉糜”，无非是自幼养于深宫，所以不知民间疾苦罢了。
那么司马炎为何要立这么个低能太子做储君呢？
宇文维城自己做了分析。
司马炎面临着同母弟、齐王司马攸的压力，司马攸被过继给叔父司马师做嗣子，表现出色，朝野要求立司马攸为皇太弟的呼声很高。
司马炎不是没有智力正常的儿子，皇后杨氏给他生下三子，长子夭折，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柬，司马柬就很正常。
国之储君，立嫡立长，司马炎要把皇位传给儿子而不是弟弟司马攸，就只能死保司马衷为太子，否则若是舍司马衷改立司马柬，根本就绕不过第二选择、呼声最高的齐王司马攸。
此外，司马衷的儿子司马自幼聪慧，司马炎觉得皇孙将来一定能成为好皇帝。
所以，即便大家都知道司马衷智力有问题，司马炎梗着脖子硬说儿子没问题。
但是，他也知道低能儿子若当了皇帝，恐怕要出事，于是设计了一个权力制衡的架构，要保司马氏和他司马炎直系血脉的江山永固。
这套权力制衡架构，由双外戚也就是杨氏（司马衷的母族）、贾氏（司马衷的妻族）、宗室诸王加上贵族势力构成，相互牵制掣肘、中央和地方相互制衡。
在中枢，有双外戚（杨、贾）和辅政宗王的“三足鼎立”，中枢和地方的博弈，有外戚和宗室诸王的相互掣肘，谁也无法做大，只能尊奉皇帝为共主。
这套制权力制衡架构，可谓精妙无比、无懈可击，只要平稳维持个二三十年，等司马衷去世、司马继位，江山就真正稳了。
但是，这不过是司马炎的一厢情愿。
道理很简单，宇文维城认为，无论是架构还是制度，强调的是“理性”，而架构和制度的重要组成是人，而人，是非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是对立的，让非理性的人去维持强调理性的制度，这不是很可笑么？
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谓制衡，很快便在权力博弈中出现致命裂纹。
第一回合，是利欲熏心的外戚杨氏发难，把辅政宗王赶出京，杨氏执掌中枢大权，外戚贾氏蛰伏。
第二回合，外戚贾氏联合其他宗王发难，把杨氏连根铲除。
第三回合，皇后贾南风挑动宗王内讧，坐收渔人之利，成功把宗王势力排挤出中枢，单独控制皇帝司马衷。
以上三回合较量，主要在中枢（京城）发生，贵族势力经过三轮清洗已经损失惨重，沦为权力斗争这场大戏的配角，贾氏一家独大，中央的权力制衡瓦解。
第四回合，宗王发难，把外戚贾氏连根铲除。
第五回合，围绕皇帝的控制权，以及“皇太弟”的位置，宗王之间爆发内战，中枢和地方之间的平衡瓦解。
至此，司马炎生前殚尽竭虑为儿子构建的权力制衡架构烟消云散，不仅如此，宗王内战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宇文维城以史为鉴，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所谓的权力制衡架构或者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持下去，因为他觉得制度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而人总是有私心（非理性）的。
按照司马炎构建的权力制衡架构，当事主体外戚杨氏、贾氏、宗王、贵族，全都因为自己的私心，变相成为瓦解架构的凶手。
可见，一个精心构建的权力制衡架构或制度，无论披着什么皮，只要其运行主体是人，那么迟早会因为人的原因，让制衡土崩瓦解。
以目前的新政事堂会议而言，宇文维城仔细研究过，觉得迟早会出问题：演变为党争。
汉时就有党争，士大夫、官员们结成各种利益集团，然后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称为党争。
现在，本来三高官官十个人，就已经有各自发展朋党的可能，如今把政事堂会议的参加人数扩大到一百多人，那么这些人拉帮结派是必然。
于是开始党同伐异，相互攻讦、扯皮，朝野内外乱成一锅粥，耽误国事。
利益之争，迟早会突破道德底线，为了给政敌下绊子，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就是毫无底线的相互报复或者攻击，你坏我的好事，我也坏你的好事。
当然，政事堂会议不是泼妇骂街，明面上各宗派不翻脸，但可以使出各种龌龊的盘外招。
譬如采取下绊子的办法，让对方宗派的官员在政务、军务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