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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皇帝心理的，还是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王安石。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皇帝寄来了一句话，救了苏轼的性命。
王安石这时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皇帝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之类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就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皇帝明白了孙珲给他《黄州寒食帖》的良苦用心。
第607章 不做神宗（）
苏轼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一派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等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苏轼这样一个人，可以忘了他的官场经历，不能忘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自宋以后，华夏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
苏轼之才，可以说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的气息。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赵珩知道，孙珲希望自己无论是做皇帝，还是普通人，都能象苏轼那样，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贾似道不是王安石，不想也不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他赵珩，却也不做“我好孤寒！”的神宗皇帝！
以元丰四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前，神宗皇帝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但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皇帝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皇帝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皇帝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
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消息，西夏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皇帝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