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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地之土的天然一部分。
说起来周淮安其实很羡慕自秦汉以降，那种以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能够爆发出来的全社会动员能力和源自基层的组织效率。
也正因为是这种古典军国主义政权架构下，举国一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才能举数代之余烈横扫宇内六合，又威风八面吊打四夷九边而几无敌手。虽然这种体制到了太平年代如果不做调整和转型化，很容易再高压下成为培养陈胜吴广之流的土壤；但是在王朝衰微的乱世之期，却是极其具有竞争力和优势的。
只是到了东汉以后随着世家门阀的兴起，政权在民间基层控制力经历了大幅后退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然历朝历代几经兴勃往复，从氏族门阀到士大夫，各种阶层换了一茬又一茬；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上层建筑的演变愈发精密；却是终其历史始终没有能够回到原来的水准上去。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土改工作队和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体系建设，才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将政权的触角和执行力，重新深入到占据了国家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农民之中去。
而周淮安本身，虽然受制于这个时代生产力和社会环境的历史局限性，也缺乏相应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来实现后世那种党组织建在基层的可怕执行力；但是以“师古复制”的名义重现一些秦汉时的古典军国主义要素，再塞进一些自己后世得到的经验教训和个人色彩十足的私货，却是完全没有太大现实难度。
最多就在这个期间被士人吐槽和批判为：“重法家，师暴秦、不恤民”而已；但是如果这个“民”不是那些掌握社会语话权的地主士绅，而是大多数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穷苦百姓得话，那也就无所谓什么的“体恤不体恤了”。
在严格的管制下凭借劳动自食其力辛苦而顽强的活下去，还是像现代的印度农民一样稍有灾荒，就只能在家里“自由”的选择饿死、上吊或是易子相食的民主；相信除了那些被无政府自由主义精神洗脑成白痴的西方白左和国内公知大V之外，没有人会出现选择困难的。
在交州初定之后义军也没有闲着，而是顺便裹挟以大势，将红河平原周边山野里的土蛮聚落都给清剿了一遍；其中义军得其财货物产人口，而附从助战的本地豪族土兵、团练，则按照出力和贡献的程度，分得其田宅土地等不动产，也算是一种各有所得的互赢共利了。
当然了除了军事征服之外，也少不了经济命脉上的经营和渗透手段。
相对于自南越以降就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安南沿海贸易活动，安南内陆各州的经济结构就要相对单一的多了，主要还是以稻米桑麻和木材、矿石的输出为主；然后杂以一些牛畜生口什么的；外加上转手土蛮诸夷所产生金、杂香、朱砂等物。
而事关民生的盐、铁等大宗物资，乃至绫、锦、罗、纸、笔、瓷器、陶具等日用之物，甚至是铜钱和器物；都要靠广府和扈州方面为主的外来输入。因此，作为后续经营和维持的手段，发展多样化的手工业和河运商贸活动，才是义军得以持续消化这一系列战果的长远之计。
比如：在交州初定之后，籍着用兵扫荡地方的其间，义军通过代管（圈占）沿海战乱造成的无主之地，或又是接管从贼作乱的逆产；与那些地产零碎的中小豪族进行置换、赎取。
再加上那些解救回来的人口和牲畜，还有大量俘获的土蛮为驱使和奴役；很容易就营造起来一大片一大片，以交州大港和海门镇为辐射中心的新屯垦去和聚居点来。
然后依次为依托站稳脚跟之后，就会进一步的深挖当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和土货物产加工方面的潜力了。这样安南沿海之地也就不再是单纯依靠，各种转口贸易造成的繁荣和景气，而是有进有出的长期稳定产业和受益群体了；这样也等于是在安南沿海地区变相造就了一大批有别于内陆，天然倾向义军的潜在既得利益阶层了。
正所谓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无论是残酷和恐怖手段产生的畏惧之心，还是让人感激涕零或是歌功颂德的恩泽；经过最初的持续性之后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时过境迁的逐渐在人心当中消散和慢慢被淡忘；唯有辅以切身利益为纽带，才是最容易被继续保持和维系下去的存在。
从长远上看，只要能够让这些在义军影响力范围内的士民百姓，能够得以果腹乃至有利可图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习惯了之后，就会自发的排斥和消灭掉那些，明显对于义军不利的因素和杂音了。
而对于周淮安而言，最大的无形收获还是来自自身这只的军队建设和三观锻造。
如果说之前那只还犹自带有传统起义军烙印和残余影响的怒风营，现在就已经通过一系列轮番远地、番外作战，产生家国、族类认同之下的荣誉、成就和征服感，而基本蜕变成一支，初步用自身勉强自洽的理论体系、信念目标所支撑和维系起来，姑且可以指哪打哪的新式军队雏形了。
因此，在早晚宣读和贯彻的简明道理、口号当中，也适时给加上了“保护黎庶，不为虏犯”的例行内容。
其中还有一个较大的收获，就是在当地收编而来四散于安南各地的屯田军户和戍卒，亦有两三千人。虽然普遍有些年纪偏大而不乏家室拖累，但是百战老兵的经验和技艺却是不差多少的。
事实上这些来自北方的长征健儿，镇南戍卒，只要能够听过最初的适应期，在当地可以说都是战力爆表的存在，经常可以少击多的吊打当地数倍于自己的土蛮势力；而在周边地方具有广泛的威慑力。
就像是当初驻防林西原的六千戍兵，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压制七源洞（经越南凉山附近）在内的数个强大部落，而令其世代不敢有所异心和举动。
再加上他们其实已经没有明确的归属和建制，各自背景来历也比较杂乱，难以形成可以抱团的乡党之流；很适合作为扩军之后的地方守备力量，或又是预备役体制当中的中坚和骨干。
因此，其中有不少人愿意放弃那些已经没有多少价值的军寨、戍垒，而携家带口迁移到义军控制下的安南沿海，甚至是更远一些的岭东之地去安家，以获得相应田庄中的安置宅地。当然了，对于他们的后续教育和改造输灌，也是不可以松懈的。
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没有遇到波折和反复的事情；或者说在逐渐远离了交州发生消息和变动，所能影响到的范围之后，总有不信邪而螳臂当车的势力，想要借机称量一下义军的分量，来达成自身的野望和欲求。
比如在南方的环州就遇到比较坚决的地方势力抵抗。在占据了环州州城而自我感觉良好的数十家大户士绅合力之下，那些被煽动起来的当地土团和乡兵，甚至把派去作为信使的一个小豪强兼族长的脑袋砍了丢下城来。
然后就再没有什么好说，直接在大排掩护和弩阵齐射之下，拿车载的石锥撞锤轰开城门。以同仇敌忾的附从军马为先头杀进城中去，就此展开一番清洗和整肃；
最后，除了大多数被刻意放过的贫户和未能参与守城的平民之外，一时之间各种被砍下的人头堆满了城门外。另有两千多丁壮被押走而发配军中劳役，至少十年到二十年以为效赎。
然后，就像是一下子突破了某种人心上的临界点一般；或又是让人意识到，义军在日常令行禁止的纪律森严和于民亲善之外，也有对待敌手残酷狠绝斩草除根的另一面；
于是地方上因为战乱产生的些许自立倾向和顽固拒守的念头，也在一时间烟消云散，就剩下各种壶浆箪食喜迎义师的一片融融景象了。
此外，就是在通过羁縻属的暑（小）州（今越南荣市西面）附近雾湿岭（骄诺山口）一带，因为常年积雨大雾生聚不散的缘故，遭到了当地土蛮——诺头蛮的埋伏和频繁袭击，就此吃了不小的亏；自发作为前驱的新编附从军几乎全部覆灭在山道上；而义军本阵缘着复杂地形进攻了几次，也都被打退回来还损失了数百人。
最后是靠听取当地猎户的经验，收集了大量柴炭和草捆，堆在大车上一路投掷而一路烧熏过去；这才破了对方的赖以为隐匿和藏身的手段。将像是暗中老鼠一样的山间土蛮，给成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而在如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