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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安德里也许要步黑尔的后尘。30岁的安德里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法国人。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时参加英军，因军功一步步升为少校。他曾是亨利克林顿的帐前助理，后来任英军最高情报长官。安德里长得英俊潇洒，气质高贵儒雅。他会说英、法、德、意四种语言，热爱诗歌，精通音乐，会作词作曲，擅长人物素描。在费城期间，他就住在富兰克林的房子里，对富兰克林那些发明创造非常倾心。安德里的谦虚、有礼、温和、豁达让他成为最受欢迎的军官，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深深吸引。
在军事法庭上，安德里的表现让所有的人都爱上了他。他的从容、优雅、诚实、友善，还有他对英帝国的忠诚，让大陆军的将军们深受感动。可是，感情归感情，案子归案子。将军们在把他当战俘还是间谍的问题上颇费周章。如果是战俘，安德里就无性命之忧。顶多关几天，跟英军一交换就回去了。间谍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年代，虽然交战双方都离不开间谍，但间谍被认为是一种“下流”职业，无道德底线。只要被抓住，必死无疑，而且是最不光彩的死法：绞刑。
安德里为自己辩护说，他登岸的地方是中间地带，登岸时穿着英军军服，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军人，而不是间谍，跟阿诺德打交道的。后来，阿诺德把他带到大陆军的辖区，他不得已换上平民服装，因为即使是战俘也有乔装潜逃的权利。但将军们认为，安德里被抓时没穿军装，身上又带着绝密文件，显然在做间谍的事。最后，法庭判决安德里的“间谍罪”成立。
判是判了，但将军们的心情很沉重。他们似乎都不知不觉地把安德里当成了朋友，而不是敌人。现在，安德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华盛顿的慈悲。将军们刚判完人家死罪，就都跑到华盛顿面前为他求情，希望得到总司令的赦免。其实，华盛顿心里很清楚，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德里是在为阿诺德“顶罪”，正如他后来在给罗尚博的一封信中写道：“安德里的不幸大于罪过。”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法律就是法律。华盛顿很理解将军们的情感，但他也不惧怕坚持原则。他的理由是：如果当时安德里平安回到纽约，他掌握的情报将给大陆军带来灭顶之灾。安德里情有可原，罪不可赦。
对安德里的同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求情”的行列。华盛顿的助理汉密尔顿多次去安德里被关押的地方看他，和他聊天，每次谈完话都觉得安德里的人品如此高贵，面对命运的捉弄又是如此坦然，他实在不忍心看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消失。他也跑到华盛顿那儿求情。华盛顿平时特别喜欢汉密尔顿，对他言听计从，这一次却铁了心，谁求情也没用。英军总司令克林顿做了他能做的一切，通过公开渠道和秘密渠道向华盛顿喊话，希望华盛顿以一颗怜悯之心，看在安德里的母亲和姐妹的分上，赦免安德里的死罪。在华盛顿的默许下，汉密尔顿化名给克林顿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想保安德里的命吗？拿阿诺德来换！克林顿深爱着安德里，也很讨厌阿诺德，但他像华盛顿一样，不惧怕坚持原则。他坚守对阿诺德的承诺，拒绝交换。
接着，华盛顿收到了一封最不可思议的求情信，这封信来自阿诺德本人。阿诺德说，这件事都是我的责任，请不要惩罚安德里。他还威胁说，如果华盛顿一意孤行，英军将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处死被俘的大陆军军官。阿诺德的信是在华盛顿的伤口上撒盐，他还不如不求呢。安德里死定了。
10月2日，安德里走向刑场。此前，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像一个战士那样被枪决，而不是被吊死。华盛顿没有回音。临刑前夜，安德里画了一张自画像，算是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丝痕迹。现在，他在众目睽睽中走向绞刑架，他的从容和镇定让人肃然起敬。在走过那些将军面前时，他还点头微笑，将军们也都向他还礼。在绞刑架下站好后，安德里自己动手把绳子在脖子上套牢，拿出一条手绢蒙上自己的眼睛。当被问道有什么话要说时，他说：“我希望你们为我见证，我勇敢地面对了命运的安排。”大家心里也许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绞刑架下站着的是我，我有他那样的勇气吗？
所有的将军都去刑场了，只有华盛顿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他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可以感觉到，将军们心中多多少少都在埋怨他冷酷无情。此时此刻，他是个孤独的领袖。他将习惯这种孤独。很多年后，当他拒绝支持法国革命，当他签署杰伊条约，当他以武力镇压“威士忌叛乱”，愤怒的美国人骂他“忘恩负义”“丧权辱国”“独裁专制”时，他也是这样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抗议的人群。对政治家来说，“顺应民意”也许永远是风险最小的选择，但有时候，“逆流而动”才真正需要大智慧、大勇气。
安德里死后被就地埋葬，美国人还给他立了一块碑。后来，他的遗骸被运回英国，隆重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英雄角”，他终于躺在国王和诗人们中间。他的母亲、姐妹都得到了国王的抚恤和奖赏，弟弟被授予男爵头衔。大西洋两岸都把他当成英雄。当然，美国人也没忘了自己的英雄。他们在抓住安德里的地方也立了块纪念碑，奖赏了那三位民兵战士，还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了三个县。
华盛顿一直念念不忘将阿诺德抓回来绳之以法。他策划了绑架阿诺德的行动。但是，就在行动小组要动手的时候，阿诺德被派往弗吉尼亚，这个机会也就消失了。后来，华盛顿派拉法耶特南下对付阿诺德的进攻，临走前特地嘱咐他：“如果抓住阿诺德，就地正法。”拉法耶特依靠间谍的帮助有一次差点得手，但因执行任务的人太没经验，让阿诺德逃脱了。
阿诺德的叛变风波刚过，华盛顿又面临新的挑战。他将如何应对呢？独立战争能走出困境吗？请看下一个故事：兵变与兵败。
第47章 兵变与兵败（）
阿诺德叛变的风波刚过，华盛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更大的危机又向他袭来。其实，这种危机酝酿已久，军队的骚动早就开始了。逃跑、抢劫、偷盗，供应短缺让军纪越来越败坏，大陆军都快成土匪了。华盛顿一向最强调纪律，可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能指望战士们干什么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警示一下。他下令处决八个严重违纪的士兵，并叫各营的战士都来观刑。这八个人被带上绞刑架，绳子已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但就在行刑前一分钟，华盛顿赦免了其中的七个，只把情节最严重的那个处决了。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战士们接受教训。
然而，华盛顿的警诫似乎没起什么作用。1781年1月1日，宾夕法尼亚军团1300名战士哗变，扛着枪，带着6门大炮，离开大陆军在莫里斯敦的营地，向费城走去。他们已经一年没拿到工资了，每天缺衣少食，眼看着同伴们冻饿而死，终于忍无可忍，要去找大陆会议和宾夕法尼亚政府讨个说法。战士们还没忘了给自己的行动定个性，他们打出一面旗，上写“我们不是阿诺德”。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维权，不是叛国。
华盛顿心里很同情战士们的境遇，这完全是制度造成的。大陆会议在财政上已经破产，根本无法供应大陆军。各州互相扯皮，互相算计，没人愿支持这支“国家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不满情有可原。但是，作为总司令，他不能允许他的军队威胁民选政府的安全。不管怎么“合理”，兵变都是不合法的。
华盛顿让韦恩将军带着新泽西军团跟着哗变的士兵们走，边走边跟他们谈，尽量把他们劝回来，底线是：绝不能让他们渡过特拉华河进入宾夕法尼亚。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州的战时州长约瑟夫里德也在积极想办法。里德曾是大陆军的一员，深知这种兵变有多危险。如果让其他军团听到风声，大家都跟着干，大陆军就完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传到英军耳朵里，他们乘势进攻，美国革命还有戏吗？怎么才能迅速平息事端呢？里德的办法是答应战士们提出的条件，包括补发及增加军饷，改善供应，许诺提前结束征兵合同，再过几个月就让他们回家。
宾夕法尼亚军团走到特伦顿就停下了，没有渡河。一是因为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二是因为韦恩已经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