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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希望与英国和解的人，潘恩说，英帝国绝对不会保护北美的利益。在英国与北美的关系中，北美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北美已经花费了这么多资源反抗英国的暴政，如果这种斗争的结果只是取得与英国的和解，那就太不值了。即使英王迫于压力同意和解，他早晚会卷土重来。在英王的统治下，北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法治和公平。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应该彻底摆脱英国，建立自己的国家。由一个五千公里以外的小岛统治一个大陆，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潘恩宣称：“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有人认为，北美人是英国人的后裔，英国与北美是母女关系，血浓于水。潘恩指出，美利坚民族不只是英国人的后裔，也是所有欧洲人的后裔，它的血缘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范畴。北美的革命不是女儿对母亲的背叛，而是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他说：“北美的道路也是全人类应该走的道路，北美的幸福也是全人类应该追求的幸福。”
接着，潘恩分析了北美目前的局势，告诉人们要认清自己的优势。他说，英国的强大是表面上的。战争的胜利不属于强者，而属于团结起来的人民。现在，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正是打败英国的最好时机。如果错过了，以后殖民地回到各自为政的状态，它们将永远无法战胜英国。潘恩认为，北美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有一个国家有北美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没有一个国家有北美这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北美的贸易完全不必依赖英国，只要欧洲人还吃饭，北美的农产品就不愁没市场。在脱离英国后，北美只会更繁荣。
常识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对自由的描述：“啊！你们这些不但敢反抗暴政，而且敢反抗暴君的人，请站出来！旧世界遍地盛行着压迫，自由遭到驱逐。亚洲和非洲早已把它赶走，欧洲把它当成怪物，英国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接纳这个逃亡者，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我们有能力让世界重新开始！”
潘恩还在他的小册子中宣扬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独立之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人们也许会问，一个没有国王的北美将靠什么保护人民的权利？潘恩说：“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民选政府才能真正让人民获得幸福。
其实，除了宣传独立以外，潘恩在常识中表达的政治观点不是新创的，在他之前，欧洲和北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远的不说，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这些一流的政论家，早就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民主和自由有过比潘恩更深刻的诠释。但是，为什么偏偏常识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第一，它“生逢其时”，就在北美人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来了个醍醐灌顶。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潘恩用了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都是知识精英，他们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他们的政论文章旁征博引，甚至大段引用拉丁原文。如果你看不懂，对不起，那不是写给你看的。他们的读者只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潘恩就不同了。他倾诉的对象是最普通的民众，他要用最通俗的语言，最明白的道理，让每个识字的人都看懂，让每个不识字的人都听懂。这种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它如此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识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几个月间，北美的民意从观望转向独立。再加上大陆军在波士顿的胜利，独立似乎成了大势所趋。几乎每个大陆军战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本翻得皱皱巴巴的常识，华盛顿也说：“这本书让我的内心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改变。”很多人读了常识后变成了革命者，参加了大陆军。
人们说，美国革命有三支火把。第一支是塞缪尔亚当斯，他的“自由之子”拉开了北美反抗暴政的序幕。第二支是帕特里克亨利，他那“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让北美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三支就是托马斯潘恩，他的常识让北美走上独立之路。约翰亚当斯说：“没有常识作者的这支笔，华盛顿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
潘恩可不是个光说不练的人。大陆会议为表彰他的功劳，请他到国会外事委员会工作。他把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都捐给了大陆军。后来，他干脆投笔从戎，参加了大陆军。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他写了“美国危机”系列小册子，鼓励大家为理想而战。每当华盛顿想鼓舞士气的时候，他就让人在军中大声朗读潘恩的“美国危机”系列，那句“这是考验人灵魂的时刻”成了美国革命的经典名言。潘恩与华盛顿之间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独立战争胜利后，在华盛顿的敦促下，国会奖给潘恩3000美元作为报酬（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纽约州奖给他一片土地，宾夕法尼亚州也给他一笔钱，马里兰州授予他公民身份。这样，在马里兰加入联邦后，他就自动成了美国公民。可他注定就不是个安生的人。1787年，为了给自己设计的桥梁申请贷款，他来到伦敦。不久，法国革命爆发。他的激情又上来了，写下了人权，无情地抨击君主制，歌颂法国革命。英国政府把他视为叛徒，驱逐出境。潘恩来到巴黎。虽然他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但还是被选入法国国民大会。他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几位重要的“国父”一起被授予“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
然而，接下来，潘恩的命运急转直下。1793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开始了“红色恐怖”。潘恩因反对处决国王路易十六而被看成“共和国的敌人”，在1793年12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下著名的理性时代。随着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雅各宾派也越来越疯狂。他们开始处决“嫌疑犯”，断头台上血流成河，巴黎成了人间地狱。
眼看着屠刀正向自己砍来，潘恩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因为当时美国与法国是友好国家，法国不会对美国公民动手。可是，当潘恩要求美国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证明他的公民身份时，莫里斯以找不到文件为由拒绝了。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时莫里斯就与潘恩不和，这次正好挟私报复。英国盼他死，法国要他死，美国看他死，这下，潘恩真是死定了。当时，潘恩正生着病，高烧不退。仅仅因为狱官在他牢房门口做错了记号，潘恩侥幸逃过一劫，当夜没被送往断头台。就是这几天的缓冲时间救了他的命，因为三天后雅各宾派就垮台了。
虽然命暂时保住了，但监狱还是出不去。1794年10月，詹姆斯门罗成为美国驻法公使。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营救潘恩。他向法国政府出示文件，证明潘恩的美国公民身份。11月，潘恩获释出狱。他在感谢门罗的同时，也指责华盛顿忘恩负义，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他一直认为莫里斯的卑鄙行径是受华盛顿总统的指使，因为当时美国正跟英国商谈杰伊条约，华盛顿不愿得罪英国。至于到底是莫里斯一手遮天还是华盛顿见死不救，历史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但潘恩认定华盛顿有罪，背叛了他们的友谊。他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华盛顿的文章，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全世界都在怀疑，你到底是叛徒还是骗子，你到底是背弃了原则还是本来就没有原则。”华盛顿可能这辈子都没碰到过这样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的人。
出狱后，潘恩拒绝回美国。他认为，在华盛顿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亚当斯总统的统治下，美国已背离了当年的共和理想。拿破仑当政时，专门接见潘恩，对他大加赞赏，说：“我每天都枕着人权睡觉。”可是，后来拿破仑抛弃了共和国，登基当了皇帝。潘恩骂道：“他是个反复无常的骗子。”
1802年，潘恩接受了杰斐逊总统的邀请，回美国定居。当时，正值“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起，人们对上帝和基督教的热情空前高涨。潘恩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发表了很多抨击教会的文章，引起人们的不满。在美国，有两尊“佛”碰不得，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华盛顿。美国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个有信仰的国家。你可以不信上帝，但不能攻击上帝，因为这样做妨碍了别人的信仰。对华盛顿，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也可以反对他的施政方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