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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总统满心欢喜地迎接远征队的归来。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国会任命刘易斯为美属北路易斯安那总督，克拉克为美属密苏里总督。但是，三年后，即1809年，刘易斯用一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是因为他罹患抑郁症且酗酒所致。克拉克成家立业，生了10个孩子，他的长子取名梅里韦瑟刘易斯克拉克。克拉克也一直担任印第安人事务总管，还资助了萨卡加维亚的孩子们。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远征后，美国又派出两个探险队，继续探索西部，移民们也跟随探险家的脚步走进那片广袤富饶的土地。
在激动人心的尝试和探索中，杰斐逊的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就在他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时，一个突发事件似乎戏剧般地改变了他对形势的预期。是什么震撼了每个人的心？它将为美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请看下一个故事：决斗。
第85章 决斗（）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时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范内斯。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威霍肯。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范内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彭德尔顿，还有一位大卫霍塞克医生。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范内斯和彭德尔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
作为双方的副手，范内斯和彭德尔顿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确认了程序。然后，他们量出十步的距离。伯尔和汉密尔顿各自在相距十步的位置上站好。按事先的约定，彭德尔顿下令“开始”。伯尔和汉密尔顿举枪向对方射击。随着两声枪响，汉密尔顿倒在血泊中。第二天，汉密尔顿去世，终年49岁。
用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说，这场决斗是“合众国早期政治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两位主角都太重要了。要知道，新大陆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不流血的。不管敌对双方多么想把对方掐死，没有一位“国父”死在政敌的枪口下。汉密尔顿是唯一的例外。问题是，他们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威霍肯的？他们真的那么不共戴天吗？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值得吗？
你可能很难相信两位重量级的政治家会用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但在18和19世纪，决斗不是新鲜事。大伙不怕死吗？当然怕。但真正死于决斗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大家用的都是滑膛枪，没准头。一般情况下，双方都毫发无损，或顶多受伤，然后和解。尽管如此，大部分“国父”，比如，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都明确反对这种方式，富兰克林说：决斗等同于“蓄意谋杀”。他们相信法制的力量，有什么不满法庭上说去，动不动就拔枪相向太野蛮了。但是，决斗在军人出身的绅士们中间很流行，这是他们表现勇气、维护名誉的最后手段，也是他们显示高贵和荣耀的时刻。当你受到挑战却不敢迎战，你在朋友圈就没法混了，政治上的攀升更甭指望，谁也不会支持一个胆小鬼。偏偏伯尔和汉密尔顿都是优秀的军人，决斗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出格。
事实上，他们俩像其他大陆军将领一样，见证过多次决斗或“准决斗”。1777年的“康威阴谋”中，凯德沃拉德将军为了保护华盛顿而与康威决斗，打穿了康威的腮帮子。1778年的“蒙莫斯之战”后，查尔斯李将军诋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约翰劳伦斯为维护他们的名誉去跟李决斗，汉密尔顿当他的副手。劳伦斯打断了李的一根肋骨。此前，因有人侮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拉法耶特侯爵要跟人家决斗，被华盛顿严令禁止。华盛顿对这些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又生气又心疼，但他圈得住一个圈不住一群。1797年，“雷诺兹丑闻”曝光，汉密尔顿找詹姆斯门罗算账。门罗拒不认错，两人大吵一架。汉密尔顿要决斗，门罗说：“你明天带枪来，我等着！”当时，汉密尔顿的副手是他姐夫约翰彻奇，门罗的副手正是伯尔。彻奇和伯尔竭力周旋，总算没让这俩真的打起来。你能想象他们的决斗会是什么后果吗？1799年，彻奇自己也因名誉问题与伯尔决斗，幸好他们都没击中对方。1801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汉密尔顿跟侮辱他父亲名声的乔治埃克决斗，结果被打死。菲利普的死是对汉密尔顿最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到1804年，随着膛线枪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决斗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州都规定决斗为非法，但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因州而异。纽约州还算比较严，新泽西基本上有法不依，从来没人因决斗而受到惩罚。这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选择新泽西威霍肯的原因。那片河边空地被树木环绕，与世隔绝又跟曼哈顿近在咫尺，是绝好的地点，很多纽约人跑到这来玩儿命。这块地是威廉迪斯上尉的私人产业，可是，迪斯根本挡不住那些活够了的纽约人，经常听到自家地盘上的枪声（包括这次），向州政府诉苦又没人理他，颇为郁闷。
不管怎么说，汉密尔顿和伯尔毕竟不是普通的纽约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站在那片空地上的，他们的性格、能力都很相似，他们的相识相知本应收获友谊。1775年，革命战争爆发时，汉密尔顿20岁，伯尔19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大陆军。1776年的“纽约之战”中，汉密尔顿是炮兵军官，伯尔是前线总指挥普特南将军的助理。正是伯尔的建议使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4000名大陆军免于全军覆没（参看036痛失纽约）。1777年，汉密尔顿成为华盛顿的帐前助理，伯尔重返前线。他们都很羡慕对方。汉密尔顿羡慕伯尔有机会在炮火的硝烟中赢得光荣，伯尔羡慕汉密尔顿赢得了华盛顿的爱和信任。退役后，他们都是纽约最出色的律师，经常一起办案子，有时合作，有时分别代表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辩论。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阅历相近，关系很融洽，经常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1789年，两人同时进入政坛。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伯尔被乔治克林顿州长任命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一切都没问题，直到1791年。
1791年，伯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斯凯勒将军，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斯凯勒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他偏偏是汉密尔顿的岳父。汉密尔顿生伯尔的气倒不完全是因为岳父，而是因为伯尔忽然改变政治立场。伯尔一直是温和的联邦党人，所以，斯凯勒根本没想到伯尔会在竞选中突然反水，把联邦党和共和党的选票都收入囊中。伯尔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能上位，管他什么党。这就是他与汉密尔顿的根本不同：汉密尔顿是有政治理想的，伯尔只在乎现实利益。
1794年，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回国，这个位置立刻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参议员伯尔是呼声最高的。当国务卿伦道夫告诉门罗，华盛顿总统有意请他出任公使，连门罗自己都不信。他说，你确定没搞错？伦道夫说，总统根本不会考虑伯尔。从政治上说，伯尔显然是更合适的选择。他是温和的共和党人，门罗则非常激进（他在巴黎的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华盛顿不要伯尔的理由是：他私生活过于放浪，道德实在成问题，不值得信任。这个没错。伯尔确实是花心大萝卜，跟无数的女人传过绯闻，生活又极其奢侈，搞得债台高筑。汉密尔顿只出过一次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伯尔这个折腾法能不招风吗？但是，这好像不是关键。若论风流，谁比得上莫里斯？他玩女人从美国玩到法国，丝毫不知收敛，但华盛顿对他无比信任。所以，总统的决定立刻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家似乎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只“拦路虎”是汉密尔顿。此时的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盛顿一定会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他也绝不会任用汉密尔顿反对的人。不管汉密尔顿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