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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满清则不然，它对中国汉民族文化的摧残更阴毒、更纯粹到十倍、百倍、甚至千倍。
满清直到灭亡之时，总人口也只不过区区500万。做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清是要本能地来推行其“民族主义”。和蒙元简单粗野的**裸“四种人”制度相比较，满清推行的是所谓“全方位的民族主义”，也就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全方位“民族主义”。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兽行就不说了，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单只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就的确是个蛮族，它也只是在努儿哈赤时代，才创建的满文，文化之落后自是不言而喻。入关后，满清却只能、也就最重视利用文化作为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他们的所作所为达到了几千年蛮族来对中原文化破坏的顶峰，也达到了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
第一个表现，就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文化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元朝也曾最后试图过要改变汉民族的统一服饰，结果却酿了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
满清的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它还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服饰传统陡然间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往日的骄傲、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境界。
而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尊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立即大张旗鼓地祭拜孔庙。这是一个令人落泪的天大笑话。满清的辫子兵们一边儿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一边儿却在祭拜孔庙，以显示他们如何地崇尚礼仪。这个“孔圣人”的地位也就是在这流淌的血海和如山的白骨之中，达到了“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谁会相信这是真的？孔府的后人们相信过，也曾低贱地去哀求他们满清的新主子，期望能保留下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孔家衣冠，可遭到是什么？只有那惯常的以句话，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非但如此，满清还更是特别重视和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奴役和宰割汉民族的传统精神。
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样一个大可收买人心的举措，也是常常的荒废。
满清却不仅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无比，使有清一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和大肆的诽谤。满清手段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且“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姑且不提。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叫你“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应该说，他们成功了。经过满清二百多年的精神奴役，到了曾国藩们的这个时候，满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还有过什么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鲁迅先生曾说过：“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了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的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一八章（）
你可以说他是个文盲，甚至于被曾国藩们视为贱民的烧窑工，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在他的《奉天讨胡檄》书中，曾痛心疾首地提醒着世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
这番话当然不是会杨秀清自己写出来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领袖，毕竟还是看到了这一点。至少，他说着或是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感觉一定极其入耳，不然也不会写到檄文里。
曾国藩呢？曾国藩是“大儒”，认识的字兴许比杨秀清吃的盐还多，可是他似乎却早忘了这一点。而且和这些企图恢复汉家河山的“暴民”、“长毛”们势如水火，把蹂躏和践踏祖宗道德的野蛮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说当世的千百万下层百姓由于没有文化，愚昧和无知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长袍马褂、粗大的辫子当做了那就是祖宗遗留下的产物还有情可原的话，对曾国藩之流在此时的表现，却叫人只有悲哀了。
曾国藩他真能忘了这一切吗？当然不会，他看的书不可能就着饭吃到了肚子里头去。甚至可能还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儒学的变迁史。
中国的儒学由前秦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气象万千，到汉唐时期尽管弄假成真，而依旧不失浩然之气的儒家一统。尽管当年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原本是“假”，适应帝国统一的需要才是真。他罢黜了百家，使儒学失去了竞争。所以久而久之，便弄假成真了，儒学演变成了唯一的真理。
到了所谓的宋明理学，却是把真的弄成了假的。在这个时期，儒学彻底走向了阴柔一路。因此，在宋儒的眼里，从前的汉儒统统都是伪儒，朱熹甚至在他的《四书集注》中，引了程颐说程颢的话，发出一声慨叹，“千载无真儒”！他不仅把汉儒都赶出了儒家的门外，就连弄假成真的儒祖们也都被他一起扫地出了门。如此一来，宋明犬儒们自然就可以大唱其歪理邪说了。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闭关处守而又独立尊大哲学”，这一切都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哲们提倡出来的产物。
曾国藩刚好就是继承了宋明犬儒衣钵的人。他口口声声，“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以此来谆谆教诲徒子徒孙们，借以展现自己形象之光辉。可背后他做到了哪一点？他若真是“读书不求官”，也就不会在当上二品大员的时候，写出踌躇万千，又洋洋自得的“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家书了。至于什么皇帝大丧期间阵前纳妾，为丁点儿小事恨不能把你记上一辈子，即便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照样不予理睬你等等，更是数都数不过来了。万幸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后面的坏事他还都没来得及干。可见，他不过是个伪儒、假道学而已。喜欢唱唱高调儿，糊弄糊弄无知者罢了。
现在，当曾国藩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进入株州城的时候，脸上丝毫也看不出他内心里的忧虑。临进城前，虽然已经是傍晚，他还是刻意整理了一下身上新做的马蹄袖官袍，正了正头上二品的顶带花翎。还冲着身边的几个侍卫们眯起眼笑着，告戒着他们，“衣冠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骄傲，也是一个人内心的体现，帽不正，服饰肮脏的人，心术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这都是祖宗留下的至圣之言，切不可忽视。”他就是这样，有事儿没事儿的总要以先哲的身份，处处诱导诱导身边儿的人，哪怕是个很微小的事情。
在由株州县衙临时改成的大帅府里，他手捻胡须，静静听着株州知县关于曾国荃、刘蓉等人出兵湘潭的禀报。听着听着，他的屁股下如同有了块儿针毡似的，渐渐坐不住了。清晨老九他们就去了湘潭，怎么至今却没有任何消息向回传递？想来一定是打的有些手顺了？这个老九，就是喜欢贪功，这样下去，早晚要吃大亏的。这样一想，他心里倒又踏实了许多，赶紧吩咐塔齐布等各营将领，一面派出快马向湘潭方向哨探，一面注意布置好城防。
最后，他瞅瞅还在那里躬身站立的株州知县，“株州离长沙、湘潭近在咫尺，又恰逢长毛猖獗。为何夜幕降临了，城门还在大开，一点儿危机感都没有。倘若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