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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五月初五，德川秀忠在船只进入日本海域之前过世。为了掩盖秀忠的过世，井伊直孝和松平信纲依旧如往常一般照料着秀忠的舱室，并对尸体进行了处理，保证了在德川家光知道父亲死讯前，没有把大御所的死亡泄露出去。
也就在德川秀忠死去的时间，后金军队突袭库伦一举击败察哈尔军队，林丹汗逃入漠北草原了无音讯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周边各个势力的耳中。
而对于周边势力来说，后金朝廷对于这一战的详细经过是最为了解的。毕竟这一战的胜利者就是女真人，多尔衮、济尔哈朗、豪格等贝勒们早就将这一战的情报发了回来。
因为张存仁等明军叛将的到来，黄台吉正试图再召集部队攻打一次锦州，试一试锦州的虚实。但遭到了两蓝旗为首的贝勒、亲贵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好不容易才和明国讲和，仅仅听了一些明国叛将的言论，就要背信弃义去进攻明国，这显然太过草率了一些。
更何况，现在野人女真部族的叛变，蒙古部族的尚未臣服，已经够让后金焦头烂额的了，没必要再去招惹大明。再说了，连这些明国叛将都承认，现在锦州的明军一日强似一日，他们还要继续去同明人的坚城死磕，这显然就不是智者所为。失去了野人女真人口的补充，建州女真就更不能轻易的把人口消耗在明人的坚城之下了。
就在双方争吵不下时，库伦之战的消息传回了沈阳。虽然多尔衮没有抓到林丹汗，但是林丹汗消失在漠北的消息，已经让黄台吉等后金亲贵们意识到，一个彻底击溃蒙古的机会来临了。
在林丹汗西迁击败了右翼的土默特等部族之后，漠南蒙古除了林丹汗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第二个有影响力的蒙古首领了。现在林丹汗的失踪，就意味着察哈尔部及漠南蒙古诸部失去了一个名义上的主人，这正是后金吞并漠南蒙古诸部的大好时机。
只要能够在林丹汗返回漠南之前，或是察哈尔部决定出新的继承人之前迫使漠南各部归顺于后金，那么蒙古草原上的形势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后金也就打开了通往草原的通道。
于是黄台吉同莽古尔泰为首的女真亲贵们达成了妥协，决定出兵察罕浩特并伺机进攻河套地区的察哈尔部，做好彻底解决察哈尔部的准备。于此同时，黄台吉还派出了大批的使者去游说漠南草原东部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的蒙古部族，想要令这些部族成为后金的臣民。
就在后金这边忙着做出兵准备时，草原上也乱成了一片。外喀尔喀的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带着右翼部族的蒙古那颜们抵达库伦后，始终没能找到林丹汗的下落，也没能收到林丹汗安然返回漠南的消息，这令漠北蒙古诸部也是有些惊慌失措。
最终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三人商议后，决定以对待外国君主最为贵重的礼节，以一白驼、八白马为礼，送于多尔衮率领的后金军队，感谢他们解救了外喀尔喀右翼，并希望能够借此礼送对方离开漠北，好让他们慢慢搜索林丹汗的下落。
绰克图汗在得知了库伦之战的结果之后，便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他不愿意听从逃到他部落中的贵英恰的建议，立刻起兵反扑库伦，以扭转不利局势。反而听从了多尔衮派出使者的建议，同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右翼部族言和，并向后金称臣。
贵英恰对此很是失望，于是便带着陆续逃来的千余部属返回了漠南。正在察罕浩特重修城池，并笼络附近部族的衮楚克台吉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便立刻意识到了察哈尔内部及草原上的局势都将出现巨大的变化。
他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因此留下了招揽来的部族驻守察罕浩特，自己则带着挑选出来的三千青壮赶回了归化城，试图争夺林丹汗死后留下来的巨大权力。
袁崇焕等明国边疆官吏收到了林丹汗在库伦战败并失踪的消息后，马上将这一消息传回了京城，并开始加强对于大漠边境的巡逻，以准备接应林丹汗的逃归。
袁崇焕则对着丰大总督府的一干部属说道：“林丹汗此时失踪，我觉得不是已经死亡了就是被人所虏去另有所图。这两种情况对于大明来说都相当不利，原本可以和我大明相互扶持的察哈尔部失去了林丹汗这个主心骨后，必然会陷入一轮汗位的继承人之战，那么草原上的各部就未必还会听命于没有大汗的察哈尔部了。
后金若是趁机冲进草原，恐怕草原上的地利从此就要两家共享了。要是林丹汗已经被人软禁，那么对我们的形势就更严重了。假设林丹汗向后金还是漠北部族屈服，都有可能让察哈尔部成为我们大明的敌人。
由是看来，对于察哈尔部内部的权力更替，我们不可能不加以插手，我们绝不能容许一个反明人士登上蒙古大汗的汗位”
袁崇焕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认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应当保卫察哈尔部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而不能出现流血事件，避免为后金所乘。
第367章 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开始（）
同日本人签订了条约结束了东协和日本的战争之后，崇祯觉得在局部地区推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他便关起门来同崔呈秀开始研究在河北全面推广耕者有其田的可能性，丝毫没有理睬外廷对于条约赔款归属的争议。
经过了一周的讨论，崔呈秀也终于认同了皇帝的意见，认为在河北全面推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可行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北面的宣府、顺天府、永平府、河间府北面、延庆州、保安州，这些地方大致已经完成了公社化的土地改制。
而南面的保定府、真定府、顺德府、大名府、河间府南面这些地区，因为土地较为肥沃人口也较稠密，因此权贵勋戚和太监官绅都喜欢到这些地方购置田宅，应该来说是曾经的北直隶兼并较为严重的地方。
但是随着京城勋贵和太监的数次被整顿，甚至连英国公府的当家人都被赶到了海外去同蛮夷为伍，这些地区占地最多的权贵勋戚和太监官绅终于吐出了不少土地，有些人还将手中剩下的土地投入了新型的棉花种植公司，从传统的地主变成了棉花种植公司的股东。
这样一来，河北地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地主家庭，不管是论人口总数比例也好还是论他们占有的土地比例也好，都成了少数派。甚至于，即便朝廷就此放任不管，在新的土地经营形式下，旧式的田庄制度也是要渐渐被废除的。
之所以崔呈秀和调查者会下这样的断言，是因为随着京畿一带的工业生产发展，各种新式的、新奇的商品都在市面上不断涌现，这些新商品不是自家做不出来，就是做出来耗费极大，或是使用功能相差太远。
这样的状况迫使京畿居民开始习惯于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并尽可能的将收入变成货币的形式，而不是如同从前一般，费尽心力的将乡下田庄中生产出来的物资送进城来，供一大家子消费。
如此一来，河北的农村开始转向为获取金钱而生产，而不在是为了满足地主的需求而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一切原材料、制成品其被制造的目的，首先是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是自家的需求。
地主对于农民应尽的封建义务需求开始缩小，对于农民应尽的地租义务需求开始扩大。而如果继续采用旧式的生产方式，为了掠夺农民除了口粮以外的所有剩余粮食和物资，地主还需要蓄养一批家丁和庄头，以用来威胁和控制农民。但最终地主的所得其实并没有多多少，因为大部分的物资都花费在了这些家丁和庄头身上。
而现在如果转为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只要双方能够约定好一个地租数目，那么地主就可以获得货币化的固定地租收入，减少对于家丁和庄头的投入。甚至于可以直接把土地交给某个棉花种植公司，直接拿公司给予的分红或是租金，连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都省下了。
这些头脑灵活的地主将实物地租变成货币收入之后，便将这些货币再投入到股票或是工坊之中，为他们获取比地租更高的利益。而这样的地主也往往把家庭搬迁到了城市里，享受着城市里的各种生活便利和快速信息流通。
应该来说，这样的局面并不是京畿所特有的现象。早在万历时期，江南成熟的商品经济已经极大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