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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刘骏从西阳出发，两天后便抵达寻阳，又休整了两天，让颜竣发布文告，号召四方，要求共同讨伐刘劭。
文告传出，各州、郡、县长纷纷响应，几乎清一色地把矛头指向刘劭，刘义宣让鲁爽在江陵协防，然后派臧质率军前往寻阳，与刘骏会师，解职在家的萧思话则从历城，率私人部队到彭城招兵买马，作为刘骏的声援，建武将军垣护之，正在历城驻防，率部属与萧思话一同行动。
当然也有个别人贪图眼前的利益，准备投靠刘劭，随王刘诞就想接受会州督导官的任命，军事参议官沈正劝阻他说：“帝国自立国以来，灾难从未如此沉重，今天指挥江东的骁勇部众，用大义作号召，谁不响应？殿下怎么可以面向北方，叩拜凶手，接受盗贼的宠信？”
军政官顾琛不以为然：“江东很久以来，已忘记战争是什么，虽然顺逆是非不同，但强弱大小的对比却也不容忽视，应该等到其他地方也有人起义了，再响应不迟。”
沈正说：“天下没有无父无君之国，怎么可以忍受耻辱，而只盼望别人奋勇倡义，而今正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何况殿下不仅是臣属，还是儿子，对他来说，家就是国，国就是家！”
刘诞终于接受了沈正的劝说，与刘劭切断联系，但暂时持观望的态度。
刘劭自以为精通军事，刚听说刘骏起兵时，气势豪迈地对文武官员说：“你们只要帮我整理文书，不要担心战事，哪里有盗贼侵入，我管叫他们有来无回，就怕他们不敢动！”
但很快义军四起，刘劭开始慌恐不安，下令全城戒严，征召所有休假的人回营回府，禁止所有人再申请休假，把秦淮河以南的居民迁到河以北，把所有亲王和高级官员全都集中在建康城内，强迫刘义恭住在中央政府的宫外办事处，把刘义恭的儿子软禁在监察院的宫外办事处，防止这些人临阵倒戈。
4月8日，刘骏的讨伐令传到建康，刘劭气急败坏地拿给祭祀部长颜延之看，咬牙切齿地问：“这是谁的手笔？”
颜延之说：“是我儿子颜竣写的。”
刘劭怒目圆睁：“言辞为何如此难堪？”
颜延之说：“颜竣他连他爹都不顾了，怎么会顾及陛下？”
刘劭长喘一口气，怒气稍平，但为了控制手下的人，把留在京师所有官员的儿子全都囚禁在监察院，把刘义宣的所有儿子都囚禁在皇家仓库的空房子里。
可是随着军情越发紧急，城中气氛也越发微妙，刘劭变得疑神疑鬼，总担心会被身边的人谋害，打算把义军所在州郡侨居在京师的人全都屠杀，断绝他们与义军的所有联系，以杜绝内鬼造次。
刘义恭和何尚之联名上疏劝阻：“凡图谋大事的人，不会顾惜他的家属，真正造反的人，杀了他的亲人也不能停止叛逆的行为。况且很多人是被胁迫，如果忽然诛杀他们的家人，反而刺激了他们的谋逆之心。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刘劭以为有理，不再追究这些人，但仍旧怀疑城中官员不愿对他效忠，所以只厚待自己的心腹——辅国将军鲁秀、右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王罗汉，把军事重任完全托付给他二人，另由萧斌作智囊，殷冲负责宣传，其他人全不信任。
萧斌总算也有些实战经验，倒是有可取之处，他就劝刘劭亲率水军西上迎战，不然也应据守梁山，以打击敌人的士气。
可是刘义恭却另有见地，认为义军仓卒起兵，船舰既简陋又狭小，不利于作战，建议刘劭：“蟊贼刘骏年纪轻轻，对军事一窍不通，又远道而来，将士疲惫，我们应该以逸待劳，如果远去梁山，京师空虚，东军趁机长驱直入，反而会造成祸患，如果分别迎战，兵力分散，势必瓦解，不如养精蓄锐，等待敌人送死，我们可以放弃秦淮河以南，用木栅拒马，切断石头对外交通，不愁蟊贼不灭。”
刘劭面露喜色，此计甚合他意。
萧斌面色严厉地说：“刘骏不过二十几岁的少年（本年24），竟领导如此巨大的行动，岂能小视！三州（荆雍江）同时作乱，占据上游优势，沈庆之是沙场老将，柳元景等人也屡立战功，形势如此，实在不是小敌，唯一的办法是在人心还没有分崩离析之前，做一次决战，坐等宫城，如何能够持久？”
刘劭拒不接受，坚持认为应该以静制动。
萧斌无奈之下又劝他固守石头城，刘劭说：“前人所以固守石头，在于等待各亲王的援军，我固守石头，谁来解救？”
东晋时期发生的几次内乱，石头城的防事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萧斌无言以对，只得放任刘劭行动。
4月10日，刘劭下令纵火烧毁了秦淮河南岸的所有村庄房舍和上游的游船，把居民全部迁到秦淮河北岸。
此举意图当然是想凝聚京城的力量，减少软肋，全力应付外敌侵犯，但一般这种自行建瓮入住的策略，向来难得圆满，刘劭被内心的狂躁引入歧途，又被发自内心的恐惧和自卑环绕，这些情绪最终把他推向毁灭。
（本章完）
第392章 元凶伏诛（）
虽知前途黑暗，但当身处权力的旋涡，主动放手是绝无可能的，刘劭即便无知，却也清楚这点，所以只得硬着头皮在皇位上继续坐着。
为了让身边的人死力效忠，他能想到的也只有进行大肆封赏，在他看来，毕竟没人会拒绝富贵。
所谓富贵险中求，古往今来从没有安坐家中就能搏得富贵的先例，不必一定要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但总是比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要惊险刺激。
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野蛮社会、文明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全无差别。
因为大多数人都更追求安稳，经不起大的风险，或自认为迈不过道德那道坎，所以富贵永远都在少数人群中流传。
清高者不屑于富贵，唯诺者难以企及富贵，富贵最后只能被厚颜无耻者或毅力坚韧者拥有。
毅力坚韧者拥富贵，本在情理之中，至于厚颜无耻者，则实属剑走偏锋的典型，极尽投机取巧和投机倒把之能事，最终劈开人群，跳出固有的圈子，一跃成为念念不忘的人上人。
但这些人有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无力应付真正的危机，当到了考验人性和人命的关头，往往立刻沦陷，“瞬间回到解放前”。
刘劭依靠杀父而搏取权位，身边环绕的自然正是那批厚颜无耻之人，因此他们必然能够同富贵，但绝不会共患难。
刘劭这个一丘之貉，自然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真的遇到了也理解不了。
453年3月，刘劭立皇子刘伟之为太子，任命始兴王刘濬的岳父褚湛之为建康市长，刘濬为高级咨询官、立法院副总立法长、宰相、主管中央政府六部事务，加授南平王刘铄开府仪同三司，调南兖州督导官、建平王刘宏为江州督导官。
就在这时，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军政官庞秀之从石头逃出，投奔讨逆军，首都人心震恐，刘劭又扩大封赏，任命营道侯刘义綦为湘州督导官，檀和之为雍州督导官。
刘义綦是刘道怜的儿子，是个糊涂蛋，刘劭也只能拉拢这种人了。
4月11日，刘骏率领讨逆大军抵达鹊头，此时宣城郡长王僧达，已收到刘骏的文告，不知道站哪边才好，朋友劝他：“叛逆罪恶滔天，古今未有，为你的前途考虑，不如接受讨逆军的号令，转达四邻各郡，只要是有心人，谁不响应？这是上策，如果办不到，就请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利用水陆小径全身而退，逃到南方，也不失为中策。”
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王僧绰的堂弟，生性优柔寡断，视财如命，遇到这种重大抉择的时刻，一时陷入迷惑，纠结了好一会儿，终于只选定中策，从小路南下，结果刚好在鹊头遇到了刘骏，便改称是主动前来投奔，刘骏欢喜之下，任命他为秘书长。
朝中许多人其实都和王僧达一样，在两方势力之间摇摆不定，但更多倾向于刘骏，因为刘劭的皇位毕竟不能让大众信服，而刘劭又过于小家子气，只和身边个别宠信的人肝胆相照，对多数将士都不上心，如何能期待别人为他卖命呢。
时间不等人，无论双方胜算几何，大战已越来越近了。
讨逆军军事参议官柳元景，深知己方船舰不够坚挺，恐怕与刘劭的水军相遇，所以驱动部队加倍速度前进，于4月14日抵达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