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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稳，河南就稳定了。河南稳定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河南的地位至关重要，所以，朱万化对河南特别上心。
想到这里，朱万化又不由得想到了四川。稳定的河南限制了西北乱民向中原的发展，这边堵住了，别的地方就可能出漏洞。对于西北乱民，这个漏洞就是四川。
原本的历史上，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四川遭受了两次大规模的屠杀，一次是张献忠入川，另一次就是清兵入川。四川的人基本上被杀光了，以至于到了千里无人的地步。据历史记载，清初时期，四川的大城市像重庆之类的府城只有百十户人家。一般县城只有几户，十几户人家。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走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说张献忠屠川的都是清代的人，满清居于统治地位，难免把清兵屠川的罪责推到张献忠身上。对此，历史上是有争论的，证据论述太多，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同意的，那就是张献忠嗜杀，杀人成性，即便他杀的人数达不到屠川的程度，也是不少。他杀的最多的人就是达官贵人、士绅阶层、读书人、大小财主，甚至包括张献忠自己设置委任的各级官吏，总之都是精英，这些人被张献忠杀了不少。
清兵入川的屠杀可是很彻底的，屠城是满清鞑子的常用手段，稍有反抗就会导致屠城，比日本鬼子毫不逊色。清兵入川的战斗过程长达十几年，可以想象屠城的事情定然不少。导致数百万的四川人口只剩下不足几十分之一，比较可信的数据是从600万人下降到三十万左右。这才有了后来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这段历史悲剧无论如何不应该在上演。令朱万化头疼的是四川遥远，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朱家也不好冒然进入四川。但是，这件事情总是记在心中，等待机会吧。张献忠入川是在1640年还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办法总会有的。
大规模的乱民进入河南是在崇祯六年，乱民在河南折腾了四五年，直到崇祯十一年的特大旱灾，就算把河南彻底毁了。以至于后来从大山中跑出来的李自成到达河南时，饥民群起响应，使李自成的队伍从几十人（50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下子就膨胀到号称百万。
对于这段历史朱万化早就有准备。正在翻看各地民乱的历史资料的朱万化，发现自己有一个疏漏。那就是崇祯四年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一支名气不是很大的乱民队伍来到了河南北部的边缘地带。这个事件历史影响不是很大，这只乱民队伍很快也被赶跑。但是朱万化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锻炼部队的机会，朱家军还没有和西北乱民交过手，借此机会实战检验一下自己剿灭乱民的军事战术，也能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经验，这个机会就很难得了。另一方面，台湾、辽宁也需要大量的移民，如果能获得一些移民也是极大的收获。
朱万武始终没有离开过浙江，这个短期任务交给他。河南刚好有剿匪部队，不必寻找出师的理由，的确是个好机会。但是浙江是朱家的根基，太重要了，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于是，他干脆找来朱万杰，台湾眼下就是组建部队的任务，让他暂时安排一下，立刻去浙江，替换朱万武，主持浙江军务，以便朱万武放心地去河南。
可是朱万杰提出一个问题修改了这一计划，他说：“大哥，小规模出击一下的计划我赞成，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部队在河南境内有剿匪的使命，是经过河南官府同意的，因此，我军在河南行动自由。但是这个出击地点在河南、直隶、山西边境，并且极有可能进入直隶，真定县（石家庄一带）已经深入直隶数百里。我们没有取得直隶官府的许可会有很多不便，我们用什么理由呢？”
朱万化点头说道：“是我疏忽了，如果我们不进入直隶，直接去山西如何？现在的山西已经乱成一锅粥，我军进入定然没有人过问。”
朱万杰说道：“如果去山西，还可以通过河南官府提出出兵协助山西剿灭民乱作战，那就名正言顺了。”
“不，四弟，既然山西可以自由出入，就用不着跟谁打招呼。现在朝廷用兵捉襟见肘，你送上门的军队朝廷岂有不用之理。一旦朝廷下令调动这支军队，我们怎么应对？
就这样说定了，我们出两个营，在武安县进内进入山西，沿着太行山向北，最远到太原、阳泉一线，寻找战机，有所收获就回来。如果获得了移民，原路运回，在黄河边上建营地，准备转运。”
朱家两兄弟又详细的讨论一遍对乱民的战术，修改一遍旧的文档，准备一些地图，由万杰带给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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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进入了秋收季节，那么秋赋就不远了。大明的农业税一年两次，一次是夏收，就是收割冬小麦，一次是秋收。国家的赋税主要还是秋赋。借着上缴秋赋的时机，上表朝廷要求台湾建省。朝廷批准了建省，我台湾就上缴赋税。这样一来建省就容易一些。
现在的台湾人口还是太少了，朱家收复台湾时，台湾的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相当，总数不足20万人。收复台湾后陆续移民数量不到10万，就是说当前台湾人口不到30万人。大量的可耕种土地闲置，耕地仅有两百五十多万亩，土地赋税大约35万石，折合白银40多万两，和其他省比较就是微乎其微。这还是台湾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基本上是一年两熟，再加上台湾定的土地税比朝廷高，是零五成，才能收到这些税。
但是台湾北部朱家的工厂产业规模宏大，工商业的税收就可观了。再加上海外贸易的市舶税，就是关税，估计总数会接近200万两，达到或者接近了大明赋税缴纳比较好的江南一般省的水平。200万两是税收总数，台湾省本身还要截留作为地方财政使用，更何况朱家的军队朝廷并不拨发粮饷，所以上缴朝廷不过三、四成而已。即便如此也有六七十万两，有这么大的一笔税收做诱饵，台湾建省的阻力就小多了。
在明代，税收方面有一个奇特的情况：农业税、商税、市舶税各省都要如数上交朝廷。除了军费和官员的工资之外，朝廷也没有任何的费用下拨给各省，就是说各省财政所需的日常办公费用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特别的工程如大型水利工程申报朝廷特批费用，第二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设法琢磨来钱的道道。
如此一来，各种不正规的收钱方式都出来了。比较普遍的是税收中增加火耗。明朝的农业税不收粮食，收白银。散碎的银两到了官府手中要融化、提纯，制成标准的银锭，就是官银。这个制作过程中白银是有损耗的，这个损耗要由纳税之人承担，这就是火耗。官府规定的火耗为一成，就是百分之十，这已经很高了，其实这就是朝廷留给各地官府的办公费用。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都要提高火耗，一般水平是二成，个别的能达到三成。就是说纳税之人同时要交火耗，比如应纳税一两白银，实际上要交一两二钱，增加的纳税人的负担。
除此之外，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收费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至于各种有权利的部门都设法设卡收费。这种收费从维持办公费用演变成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古人不傻，今人更聪明，从而导致各种乱收费屡禁不止。
朱万化摈弃了这种做法，直接从税收中扣除七成留作台湾地方财政的费用和台湾驻军的军费，只上交朝廷三成。地方财政正常运作，一般不需要朝廷拨款，这也减轻了朝廷的负担。除了银行业务需要的火耗之外，官府没有火耗这一说。农业税收粮食，工商税、关税收曙光币，没有火耗。设卡收费的只有公路交通费，其他一律取消。
在初步算清了工农业、商业、贸易的收入，计算出赋税数量之后，朱万化就拟定了上奏朝廷要求台湾建省的奏疏。奏疏的草稿是在山东时与朱大典共同商议拟定的。
奏疏的内容有：台湾的土地面积和行政区划，列出台湾的一市、三府、十六个县。并且对于各县都有人文、地理、出产及农业工商业的概要介绍。其二是四张地图：一是台湾省地图；二是台湾省包括福建沿海地区、海上主要岛屿及北边的琉球王国，南边的吕宋等这一地区的地图；三是，大明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