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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和相权之间，接下来还是可以继续合作无间。
任谁都想不到，在诸葛恪的事件上面，皇帝和丞相之间居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颇为良好的结果。可见机会从不缺少，缺少的乃是能够将之掌握住的人。
诸葛恪事件给刘禅带来的烦恼，应该说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可以暂时宣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看李严的大理寺的，等到他们审理的结果出来之后再说。如今诸葛恪还在交州，大理寺接下来还有诸多事情要做，他们究竟是不是要派人到交州去审理，还是先将诸葛恪押解到成都去审理都是一个问题。
烦恼过后，喜事也是应该到了。
这件喜事来自于凉州方面，当事人乃是原曹魏金城太守苏则。
苏则在蜀汉和曹魏的雍凉大战之中，身受重伤一直在病榻上面疗养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将身体恢复了大半，最终被雍州刺史马良劝降了。
刘禅对于此事当然非常高兴，毕竟苏则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不仅能够主持政务，而且还能够行军打仗，跟赵俨那样杰出的人物比较起来，也未必会落了下风。
所以，刘禅当时就将之安排在马良手下出任雍州刺史治中从事。
后来，凉州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刘禅免去了马岱的凉州刺史之职，该授黄权为凉州刺史，随后让苏则转任凉州刺史下面的治中从事。
应该说，刘禅本来就一直想要让苏则在凉州继续发光发热，但是后面的情况再度发生转变。苏则在雍凉的官运，真的是可以叫做一波三折。
本来，刘禅在拿下了雍州和凉州二州之后，几乎就彻底隔绝了凉州以西的更加偏远的西域跟曹魏之间的联系。
当时，在曹操和曹丕两代人的经营之下，虽然未必能够像西汉那样完全掌控住西域那些国家，但是还是在西域的广大地区设立了西域长史府。
刘禅当时以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西域长史府的主官戊己校尉会在他的人的劝告之下投降蜀汉政权。
但是事情并未如同刘禅所料想的那般简单。
曹魏的西域政策既沿袭两汉传统，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
首先，曹魏对西域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这是内地政权统御西域的一贯做法。黄初三年，鄯善、龟兹、于阗等西域各国遣使来朝，文帝下诏遣使对他们厚加抚劳。
曹魏厚抚西域来使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西域各国与曹魏交往的愿望，西域各国纷纷遣送质子，力图与曹魏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派遣的使臣也越来越多。由于西域来使太多，接待费用太大，当时负责此事的大鸿胪崔林“移书敦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
项政策收效十分显著。“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曹魏西域政策的独特性表现在，戊己校尉和的职能出现了某些变化，已经不可能如同西汉时代那样完全掌控西域。他们面对西域存在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戊己校尉可能无所作为。
所以，那时候颇为糟糕的局面产生，在戊己校尉的意见无法代表西域各国的情况之下，西域内部必然产生分裂，于是叛乱也因此产生。刘禅派过去西域的人，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当时蜀汉政权因为雍凉大战损耗颇大，不可能向西域那样遥远的地方派出兵力强行收复。所以，刘禅一直静观其变了足足有两年的时间。在西域内乱得筋疲力尽之时，刘禅授命苏则和姜维二人从凉州统帅了三千人的兵力出征西域。
三千人的兵力足以征服西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苏则方面可以利用各种有利形势，采取拉一半，打一半策略，班超当年就是靠此，只带着三十六个人就把西域给摆平了。
应该说，刘禅的这个策略安排最终还是奏效了。苏则本来就熟悉外族事务，加之身边还有姜维给他出谋划策，很快就拉拢一些西域国家投靠了蜀汉。
于是，苏则和姜维二人在西域的战争跟着打响，一直打了几年之后，终于给刘禅送来了西域被平定的好消息，也几乎没有耗费蜀汉什么钱粮。
刘禅得到捷报之后当即大喜，因为他一直期盼着的陆上丝绸之路终于有了重新打通的条件。
于是，刘禅当即给苏则和姜维两人加封。
苏则被封为列侯、西域长史，主理西域军政事务，成为西域长史府的最高长官，下属机构设置在楼兰，统归凉州刺史部管辖。
姜维封为列侯，戊己校尉，掌管西域长史府的军事。姜维原来是被封为中郎将，这里虽然改授校尉，但是这个校尉不是一般官职，那是一方地区的军事长官，他其实是升官了，手里的权力也变大了。
第1051章 关注东西（）
于是，刘禅终究是难以抑制住内心里面的兴奋。
一旦陆上丝绸之路被重新打通的话，蜀汉所获得的，不仅就是跟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所取得的利益，而且也可以从最近的路程实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罗马帝国之间的各种思想和学术方面的交流。
罗马帝国继承了大量古希腊的闻名，即使此时已经逐渐走向了没落，但是那是国力方面，思想方面则永远不会失去光彩的。
而且此时的基督教在被压迫的情况下，已经逐渐有了击败罗马的皇帝的气势，教会的各种组织变得完善，信徒对教会表现出了比对皇帝更高的忠诚，教会的福音获得承认。
应该可以承认一点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坏的宗教之说，只能够说，它究竟要把人类导向何方的问题。
基督教曾经确实把西欧带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后来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之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所以不必去否定宗教，需要否定的，也许是它的教会组织。如今的罗马教廷的选举程序外界依然无法知晓，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存在着各种贪腐和丑闻，却无法完善得到治理。这些东西无法归咎于教义，而是组织性问题。
所以，刘禅的前世即使不信教，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到基督教的教义，其实并不坏。而且，它给世界贡献了一件极度美妙的东西：契约论。
这种东西在天朝，无论是儒家、法家或者纵横家，乃至于后来的佛家都无法提供的东西。
儒家这种思想正统，其实具有很强的幼稚性成分，充满了理想化。正是因为他无法在社会内部建立起来各种契约性关系，从而建立起来严密的组织性关系，所以只能够理想化地以各种道德约束来进行社会规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对社会无法进行精确的管理，而只能够采取了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的松散化的管理体系。
刘禅甚至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的天朝，想要复兴儒学，进而以此为基础对国家进行治理，是无法实现的，甚至于是一种制度性的历史倒退。
儒学其实根本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的需要，最终只能够导致官府权力继续高度集中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天朝官府，在民主思想逐渐兴起的时代，忽然以复兴名族文化为借口，开始热衷于提倡先前一直被当权者诟病的儒学的原因。
所以，对于刘禅而言，丝绸之路的重新打通，并非单纯只是为了财富的获得，同时也可以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
当然，此时身毒的佛教已经传入大汉有些年头了。但是如果单单从文化方面来看，它确实可以繁荣中华文化。
但是如果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情况似乎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从历史和二十一世纪的现状来看，佛教无法否认都是一种很崇尚奢侈的宗教。佛教最奢侈的年代，只怕是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据说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大兴佛寺，严重损耗了国内的黄金和国力。
后来出现的“三武灭佛”事件，其实是有其根源所在的。
所以在思想交流和国力消耗方面，刘禅当然倾向于直接从陆上丝绸之路跟罗马帝国的交流，而非从海上丝绸之路跟身毒之间的交流了。
然后，刘禅让诸葛乔给远在成都的韩龙等大商人，以皇帝刘禅的名义发出文书，同时也给江东的商人也发出了文书，表示刘禅自己希望在江陵城接见他们。
以商人的地位而言，天朝官府对他们永远具有生杀大权，他们必然会与会的。
与此同时，大司马府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