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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俶、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早就商量好了去处，此刻的这番问答，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说服众人而已。
众人闻言，皆称善。而对于太子李亨来说，尽管他并不觉得朔方就一定安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他唯一的选择。随后，太子集合队伍，下令往西北方向进发。
入夜，太子一行刚刚走到渭水河畔，便与潼关溃退下来的一支残兵猝然遭遇。由于夜色漆黑，咫尺莫辨，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燕军，于是大打出手。一场激战过后，双方都死伤过半，最后定睛细看，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李亨把两边的残部集合到一块，沿着河畔找到一处水位较浅的河段，然后骑马横渡。没有坐骑的官兵涉不过去，只好挥泪回到南岸，眼睁睁看着太子一行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
李亨率众渡过渭水，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由于担心燕军追击，太子一行拼命狂奔，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抵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士卒和器械已亡失过半，剩下来的部众不过几百个人。进入新平后，李亨听说当地太守薛羽已经先他一步弃城而逃，顿时勃然大怒，即刻命人追击，硬是把薛羽抓回来一刀咔嚓了。当天，李亨又进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当地太守徐瑴同样弃城而逃，李亨照例将其捕杀。
一连杀了两个太守，李亨自己都有些困惑了。
难道李唐的人心就这么散了，再也无从收拾了吗？
难道帝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拯救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李亨并不太长的余生中，他将耗尽生命中全部的力量和心血，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肃宗登基
燕军攻克潼关后，安禄山压根就没料到玄宗会在第一时间逃跑。他以为燕军与唐军在长安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命崔乾祐暂守潼关，等待大军集结。
直到崔光远的儿子揣着降表屁颠屁颠地跑到洛阳时，安禄山才得知：原来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安禄山不禁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他完全没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个人，更没想到长安会如此轻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随后，安禄山即命心腹大将孙孝哲、中书令张通儒率军前去接收。
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长安。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旧让崔光远担任京兆尹，命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由于孙孝哲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所以燕朝的文武将吏都对他忌惮三分，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不得不受他节制。
长安既然落入孙孝哲这种武夫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其滞留长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无论男女老幼均被砍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会抓获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妃嫔、宦官和宫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数百辆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囚车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号，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骂，有的一脸麻木，可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眼中却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绝望。
当然，长安城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更不会感到绝望的。
他们就是变节者。
为首的是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
自从杨国忠当权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一直对玄宗怀恨在心；而驸马张垍曾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结果始终没有兑现，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对于这样一些旧政权的失意者来说，长安沦陷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咸鱼翻身、扬眉吐气的良机。所以，燕军一进入长安，他们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犹豫地当了“唐奸”。
不过，这唐奸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张垍之流，都是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安禄山需要他们来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会接纳他们。换句话说，想当唐奸也是要有资格的，假如没什么利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囚车和铡刀。
对于陈希烈、张垍等人的“弃暗投明”之举，安禄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即任命他们为燕朝宰相。此外，还有一些较具声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禄山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转眼间，安禄山就在长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插满了燕朝的旗帜。
这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脏。
然而，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宫的城楼上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而那些旗帜也将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目光。
此刻，距安禄山范阳起兵不过八个月，燕朝已然据有两京，且“西胁汧、陇（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南侵江、汉（华中地区），北割河东（河北、山西）之半”，俨然已经占据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禄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残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将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实证明，安禄山不会得逞。
因为他的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却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称燕军占据长安后，“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驭万民的气魄和胸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禄山即便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
即便他占据了东、西两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终究只是一个拥兵割地的草头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入据长安非但不是安禄山走向胜利的一个标志，反而是他步入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正当燕军在长安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一行已经越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同日，剑南副节度使崔圆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迎接圣驾。他的奏表洋洋洒洒，但中心思想只有八个字：“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玄宗龙颜大悦，当场擢升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在河池休整数日后，玄宗便在崔圆的护卫下启程入蜀。
差不多与玄宗入蜀同时，太子李亨也已到达平凉（今宁夏固县），进入了朔方的辖区。朔方留后杜鸿渐得到消息，当即敏锐地意识到——太子分兵北上，自立门户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时候，只要把太子迎到朔方，并拥戴太子即位，自己就能成为新朝的首功之臣。
他喜不自胜地对左右说：“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随后，杜鸿渐即刻派人赶赴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草、布帛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情况。数日后，杜鸿渐又亲自到平凉迎接李亨，说：“朔方军乃天下劲旅，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都在坚守，等待着复兴的时刻。殿下只要前往灵武（朔方治所），训练军队，同时传檄四方，聚拢人心，讨平逆贼指日可待。”
应该说，从马嵬驿北上时，李亨对于朔方将吏的忠诚度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四方郡县仍在坚守的固然不少，可开门降贼或弃城而逃的恐怕更多！尤其是从长安出来的这一路上，所见所闻无不让李亨感到心寒。这些日子以来，李亨的内心其实一直被悲观和怀疑的阴云所笼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