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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来往极不方便；二来楚灵王名声不好，谁知道跑去会受到什么样的“礼遇”呢？眼看庆典有可能冷场，薳启强决定为楚灵王分忧，亲自跑到鲁国去请来了鲁昭公，总算是稳住了场面。
第一部明文法典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是公元1842年秋天，民族英雄林则徐被清政府发配新疆，途经西安的时候给家人写下的一首临别诗。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诗人为国献身、虽死无悔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读者无不为之热血沸腾。
林则徐这句诗，是有典故的。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8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颁布了“作丘赋”的政令。
前面介绍过，丘是春秋时期的行政单位。所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则一丘约有一百五十名劳力。作丘赋即按丘提取军赋（服兵役和交税），除井田之外，卿大夫的私田也纳入征收范围，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有充足的兵源。不难想象，国君对这一政策是支持的，卿大夫阶层则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意见闹得很大。有人公开发表侮辱子产的言论，说：“这个人的父亲死在路上，他本人还为虎作伥。颁布这样的命令，究竟想要把国家推向何方？”
子产的父亲公子发死于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并非寿终正寝，所以说“死在路上”。拿这件事来骂子产，一则辱及先人，跟“我x你大爷”一样，是十分恶毒的；二则讽刺子产，你本人也是卿大夫，为什么忘了自己的阶级，去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这样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更有人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父亲公子发生前曾经这样批评子产：“你心高气傲，离群索居，一心忠于君主。君主贤明，或许能听得进你的话；君主不贤明，根本懒得睬你。君主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你却已经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还将危及我这把老骨头。”这里所谓的群众，当然是指群臣，不是那些在田间地头流汗的芸芸众生。
反对“作丘赋”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大夫浑罕对子产说：“您没听到吗？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辱骂您呐！”
“是嘛？”子产淡淡地说，“既然推行新政，挨骂也是意料之中。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我都将生死置之度外（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竭尽全力去推行。死尚且不惧，挨几句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浑罕说：“可是他们实在是骂得太难听了。”
子产说：“没关系，让他们骂吧。做好事的人不应该轻易改变他的想法，法令也不能朝令夕改，只有坚持才能够收到成效。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担心人家怎么说我？”
浑罕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子产这样做的话，国氏（子产之父公子发字子国，即以国为氏）就危险了，肯定会是‘七穆’中第一个灭亡的。君子不顾情面来制订法令，必定导致贪婪；出于贪婪而制订法令，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浑罕还借题发挥，“姬姓诸国中，蔡国、曹国和滕国大概是要先灭亡的，因为它们靠近大国而不知礼仪；郑国将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靠近大国而不遵从先王的法令。政令不以先王之法为基础，全凭个人意志来决定，却不知道个人意志这东西，谁都有，谁都不相同，各怀心思的话，又有谁会尊敬他这个执政呢？”
浑罕的话说得有道理吗？当然有。无论站在家族，还是维护执政统治的立场上，子产的新政都是对自己的背叛，于他本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新政无疑是一剂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良药。由此可见，林则徐那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是对子产“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阐释。既然以国家为重，个人利益就只能放到一边，即便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也要说，对自己不利的事也要做。
第195章 大贵族的弄权（1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浑罕的预测竟然全准。曹国灭亡于公元前487年，蔡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前447年（期间一度被楚国所灭，后复国），滕国灭亡于公元前414年，郑国灭亡于公元前375年，卫国则一直延续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公元前536年，子产又推出一项新举措，将郑国的刑法铸刻在大鼎上，并且立于宫门之外，让来来往往的百姓看个明白，史称“铸刑书”或“铸刑鼎”。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其轰动程度不亚于扔下一颗原子弹。
晋国的老学究、以博学而闻名的叔向听说这件事，专门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
“原先我一直对您抱有希望，认为您是郑国的栋梁，现在看来我完全想错了。从前，我们的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断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互相争夺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干坏事，因此又用道义来教育，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引导，用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设立官职俸禄，是为了奖励那些服从领导的人；严厉地判刑，是为了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这样犹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诚之道来训诫他们，根据行为来奖惩他们，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他们，和颜悦色地驱使他们，庄重严肃地对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审判他们的罪行。这样还是不够，还要寻求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实的乡长、循循善诱的老师，共同来管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众，而不担心发生祸乱。现在您不但制定了刑法，而且公之于众，究竟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将要带来的后果？从此之后，民众知道法律了，就再也不会尊重你们这些统治者了。遇到问题，他们会去看刑鼎，如果对于官府的判断不服气，就会对照法律条文提出异议。这样的话，您就启发了民众的争斗之心。他们根据法律条文来办事，只要有一两次侥幸获得成功，这个国家便没有办法统治了。”
叔向的立场是什么意思呢？简明扼要地说：
第一，统治者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第二，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都像绵羊一样，只知道乖乖听话；
第三，法律这东西，是老百姓对抗统治者最可怕的工具，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法律，尝到了应用法律的甜头，要求按照法律来办事，统治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管束，再伟大再正确的领导全是白搭。
事隔数千年，仍能感受到叔向说这些话时忐忑不安的心跳。是啊，如果老百姓的心智被开启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动不动拿着法律条文来对抗政府，甚至可耻地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个国家还搞得下去么？这还不闹得跟美国一样，一点点事就弹劾总统，部级官员出差只能坐经济舱，让全世界人笑话？子产啊子产，你就不能好好当你的执政，非要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让给那些泥腿子？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要制定法律，那也没问题，但你别铸那什么刑鼎，搞得天下皆知啊！
“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汤刑’；周朝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们都没有公之于众，只有统治者掌握。”叔向继续写道，“现在您执政郑国，一上台就划定水田的边界，强调产权；推行丘赋，受到广泛质疑；现在又热衷于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铸在鼎上。您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事与愿违吗？从此以后，老百姓知道怎么打官司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看了这封信，微微一笑，提笔回复道：“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后人的事，留给后人去考虑吧！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叔向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法律只能规定原则性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案件，人们往往灵活对待，钻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