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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zhu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zhu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与三民zhu义对照看，蔡元培更加理解了人民党的革命纲领。人民党也提反清、反对帝国zhu义，不过这些都不是人民党的纲领，而是革命各阶段的任务。人民党“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核心纲领，以阶级斗争来达成反剥削的各阶段任务。只要被人民党认定为“剥削者”的，不管是满清还是帝国zhu义，统统是要打倒的对象。
无疑，这些就能解释人民党在土改中对地主士绅的残酷打击。地主士绅们仅仅是拥有了土地，就被人民党认为是剥削者，然后将地主士绅的土地尽数没收。胆敢武装反抗的地主士绅统统被残酷镇压了。
而孙中山的三民zhu义中的“民生主义”就让蔡元培钦佩无比。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
也就是说，地主士绅们还能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买卖中比原先地价高的部分，由国家收税，这些资金用于建设国家。
在蔡元培看来，人民党以政府直接主导土地营运，就是最大的剥削。人民党不仅掌握了政权，更掌握了经济大权，是个以革命为旗号，彻底实施独裁**的政党。其邪恶，只怕比满清还更加不如。
所以蔡元培跑来向段祺瑞推荐孙中山的三民zhu义纲领，就是为了不让浙江变成人民党的那种邪恶横行的省份。
段祺瑞对前面这些政治和土地部分毫无兴趣，这一年多的经验，让段祺瑞深知向江浙地主们收税的艰难。凡是实现不了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东西。段祺瑞作为军人，坚持这种务实的态度。
不过看到后面政治制度建设，段祺瑞却完全来了兴趣。
应对三民zhu义，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他认为不该向西方那样采取三权，所以孙中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
段祺瑞虽然不懂商业，却不是不懂政治。
在段祺瑞看来，孙中山提出的考试制度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考试制度是选拔官员的方式。由专门设立的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考试院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
至于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
这就是给掌权者大开方便之门么，只要段祺瑞控制了考试院与监察院，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官员选拔。
至于孙中山弄出的议会，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可这个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
段祺瑞觉得这孙中山实在是个妙人，弄出一个看似位高权重的总统，但是却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掌握不了。而只要段祺瑞掌握了军权、考试院与监察院，再在议会里头有一定的支持者，这就完全架空了议会和这个所谓的总统。表面的权力很可能归所谓的议会，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这玩意搞起来之后，段祺瑞只用看议会闹腾就行了，他手握重兵，谁能动他分毫。而且掌握了官员任免的段祺瑞大可自行其是。实在是顶不住了，把议员们清洗一番，换批人上台充场面就够了。
这孙文真的是个革命党么？段祺瑞好奇的想到。
如果浙江采用了陈克的模式，不用说，用“劳动人民专政”的制度号召起反对剥削的穷老百姓，可以海潮一样吞掉新军第三镇。这当可称为革命。如果是浙江王有宏搞起的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哪怕内部闹成一团，哪怕是因为军力不足而不敢挑战人民党，但是在防备浙江的新军第三镇方面，江苏议会倒是很团结的。也算是形成了集团。
可是这五权分治，到底分治的是段祺瑞，还是分治的地主士绅？段祺瑞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到这里，段祺瑞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见到段祺瑞笑了，蔡元培连忙说道：“段公，在下有一得之愚，想与段公商讨。”
段祺瑞放下这厚厚的册子，带着莫测高深的笑容说道：“请蔡先生赐教。”
七十四 诸省之变（六）（）
难道蔡元培真心认为别人都该拿出善良的一面来服从他自己么？
段祺瑞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得出了这么一个猜测。虽然段祺瑞完全不确定蔡元培这种思维这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不过段祺瑞已经把蔡元培放到了“只能利用”的分类里头。
认为人性本善，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北洋里头可不存在这种思维。就算是北洋里头公认的好人“王士珍”，私德水平相当的高。可是王士珍亲自下令处死的人，少说也有几百。袁世凯被称为民屠，死在袁世凯手下的百姓，四成都有王士珍的功劳。
在这个世间，一个人被称为好人的人，仅仅是因为这种人并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去抢夺别人得到的东西。当然，必须的前提条件是，这个人拥有能够毋庸置疑夺取别人所有物品的能力。这已经是可以称为绝对的“好人”。至于能在别人困苦的时候，完全不追求回报的给与别人支持的“真好人”，段祺瑞还真的没见过。如果有，那也是袁世凯一个人而已。
在政治集团之间的搏杀中，根本没有“好人”存在的丝毫空间。对敌人的丝毫宽容，都是对本集团的犯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党已经是“极品的好政治集团”，虽然在战斗中对抵抗的敌人毫不手软，可是当敌人放下武器，或者失去了继续抵抗下去的能力之后，人民党还是“优待俘虏”的。
第三镇里头相当一部分老军人不愿意再与人民党硬抗，就是因为他们在被俘后得到了人民党的救治和善待。这些老军人并不懂政治，对人民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什么理解，自然就没有什么反对。那么在抵抗必死和投降就能活命之间，他们觉得活下去很有必要。战前就有了这种心思，他们不可能真心想与人民党敌对。
段祺瑞知道他手下的心思，若不是从心眼里头反对人民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纲领，单单上一次失败，段祺瑞就应该彻底放弃对抗到底的打算。
这些都是段祺瑞能够理解，并且接受的世界现状。可是蔡元培这种人，居然会认为世界是围绕自己转的，至少他以为自己认识到了世界运转的模式。然后不自量力的向别人推行他自以为是的“新秩序”。投身北洋的那些读过书的家伙们，哪怕也是想推行自己的建议，但是好歹人家明白话事的是北洋，而是不是他们自己，所以这些人不会摆错自己的位置。
可是蔡元培连这个最基本的位置都摆不正。还试图以错误的指导者位置来指挥段祺瑞。这不能不让段祺瑞生出更大的怀疑来。这蔡元培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