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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顶多这边的官员大人们发封信给尚远，询问一下怎么回事。尚远自然有办法搪塞。
尚远对于寿州可以搪塞，可是胡行至派人告官的消息肯定会被知道。那时候胡行至面对保险团可绝对没有搪塞的方法了。陈克明明白白告诉过胡行至，他就是要造反。那时候胡行至满门定然是活不下去。所以胡行至稍微尝试了一下之后，就放弃了短期内耍什么手段的想法。
沈曾植引着蒲观水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之后，他笑道：“蒲协统年轻有为，最近寿州附近甚是太平，都是蒲协统的功劳。”
这都是场面话，把话撂倒这里，不过是表示尊重而已。蒲观水听沈曾植这么说，自己也干脆睁着眼睛说起瞎话来，“沈大人谬赞了。在下也没能办到什么，还是大人在这里治理的甚好，民间风气很正，加上储蓄甚多，能安然渡过这个灾年。”
客厅里面都是些官场老江湖，大家听蒲观水这么胡说八道，就知道蒲观水已经有心回安庆了。果然，就听蒲观水接着说道：“在下这次奉命查看民情，帮着各地防备*。现在寿州这里已经安定，在下准备这几天就回安庆禀报一下。”
果然如此！不少凤阳府通判衙门的官员脸上都露出了然的表情。蒲观水这是在暗示，希望寿州这边给他写份公文，证明一下蒲观水这些日子以来的辛劳，以及蒲观水的政绩。当然，蒲观水肯定也要在安徽巡抚恩铭那里美言几句。赞扬一番。
“那蒲协统准备何时去凤阳府？”沈曾植问道。寿州身为军事据点，蒲观水自然要在寿州这边，但是好歹他也要去凤阳府照个面才合了规矩。
蒲观水笑道：“在下打算过几天就去。不过听说凤阳府那边不是很太平，既然寿州有寿春镇总兵在，在下想着先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商量一下此事。”
胆小怕事之徒。凤阳府通判衙门所有人心中都如此给蒲观水下了定义。只要得到了寿春镇总兵的公文赞赏，蒲观水其实就可以回安庆说自己完成了责任。新军的官制既然与文官体系完全不搭边，那么蒲观水就算是亲自去了凤阳府其实也没用的。凤阳府和蒲观水两边对于对方都没有号令权，但是出了任何事情，凤阳府倒是可以把责任推给蒲观水不少。既然寿州这边还算是安定，那蒲观水只要拿到了凤阳府通判衙门与寿春镇总兵的赞扬公文，就大可先回安庆交差。至于以后发生了什么，蒲观水就有了各种推脱责任的借口。
“那蒲协统可否见了寿春镇总兵？”沈曾植问。
“还不曾。”蒲观水笑道。
总算是懂规矩。沈曾植的幕僚们心想。在寿州城里头，沈曾植官位最高，若是蒲观水先去见了寿春镇总兵，那可就是一个大笑话了。他算是得罪了凤阳府通判沈曾植。
若是按照规矩，蒲观水表态如此诚恳，沈曾植也就该同意了，却没想到，沈曾植听完这话却没有回答。他思量了一阵，开口问道：“不知蒲协统与凤台县保险团的首领陈克有何渊源么？”
新开始（五）（）
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