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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人口少！”
朱宜锋毫不犹豫的打断郭嵩焘的马屁，然后指着南京说道。
“过去，南京至少有60万人口，现在现在，本土土著所遗不到十二万，再加上从武昌过来的两万多人，全城至多只有十五万，若不是城这么空，云仙，你觉得本王能在城内外修这么多公园吗？”
现在，面对南京这座空城，朱宜锋甚至有些后悔了，后悔在南襄之间更建新都了，毕竟空城的改造成本较低。可旋即也就相通了，首都并不需要太大。既不需要是经济中心，更不需要作为工业中心，只需要作为一个行政中心就可以了。
相比于南襄盆地中的首都，位于长江边的南京有着它的天然优势，在未来从上海至武昌，甚至直至重庆，长江沿岸一带将会成为中国的工业、经济中心，上海可能会是龙头，但是南京将会是这条巨龙的中心。
以长江为经济工业中心，这是最符合这个时代发展需要的规划——江河将会提供便捷的交通，而且沿岸的资源也将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当然，还有人力资源，沿江数省集中着中国近半数的人口。
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从上海至武昌，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密集的“城市群”，甚至是一个巨形的人口多达数亿的“都市圈”，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做为首都，也就不那么合适了，因为他太偏向东南。
南襄盆地位于中国的地理中线，那里距离“都市圈”只有数百公里，而且靠近中原、西北，在地理上无疑更适合作为首都，当然，未来它不可能再像后世的北京一样，既是行政中心，同样在全国的支援下成为了所谓的学术、经济以及工业的中心，最终这些中心压得它喘不过气来，甚至最后，就连最基本的水和空气都发生了问题。
那根本就是一场灾难，至少是环境的灾难。将来的首都还是简单一点的好！至少应该远离这个时代的无法避免，准确的来说无法治理的污染。
“如果这十几万人的城市，看起来比北京还脏的话，那可真就没救了，所以，南京的城建第一步，就是以下水道、自来水、公园之类的公共工程为主，至于官厅嘛……”
至于官厅，当然没有建立的必须，一但南襄的新都完成，自己肯定是要把首都迁往那里的，至于南京嘛……有这几年的临时首都，应该会很快繁华起来。不至于像满清时一直，直到清末都还未能恢复元气。
“暂且不谈这个了，云仙！”
回头看着郭嵩焘，朱宜锋把话锋一转，然后问道。
“你此次出国，算算年头快三年了吧！”
“回陛下，足有二十八个月！”
二十八个月在海外游历，若是在百年之后或许没有什么，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二十八个月需要冒多大的风险，朱宜锋非常清楚，他略点下头，感叹道。
“云仙此行之功，可谓是功在千秋，你呈上的那份呈文，本王还没有看，我想亲自听听你的看法！”
“嗯……”
沉思片刻，郭嵩焘看着陛下说道。
“臣所率使团中，众人目睹西洋诸帮数百年蓄积之文明成果，可谓是璀璨夺目，初时惊，进而醉，终感自身之落后，始明白，主公当初委我等出访之原由……”
在回答陛下的问题时，郭嵩焘的每一个字句都显得很谨慎，但谨慎中又不失大胆。
“虽然西洋市街面貌早有所闻，皆与想象的无特别不同，但至于学校和其它工厂则实在是臣拙笔所能尽述，臣以为，虽陛下学以西洋者，并未从根本上学以西洋，兴建工厂、操练陆海军，于臣等之见多属皮毛之事……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
郭嵩焘的这番话落到的朱宜锋的耳中，只让他整个人不由的一愣，他可没有想到郭嵩焘居然如此大胆，若是这番话传到别人耳中，不知会引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大凡国之强弱由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我国经由满清两百余年奴役，尽行弱民之策，徒拥文明之虚名，竞蒙贫弱之实害，若要国家富强必养根本之实力，而所以养实力者无他，专在殖产厚生之实务而已！”
“弱民之策……”
在郭嵩焘说出这四个字时，朱宜锋先是一愣，随后思索片刻答道。
“虽说满清要为中国现在的情况负有绝大多数责任，但是弱民之策，绝非满清独有，弱民的第一步就是“愚民”，而最早提出“愚民”这一思想其实是春秋的老子庄子和管子。其宣称上古以来擅长治理国家的君主，并不推行让老百姓聪明起来的教育，而是运用愚民之策。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在于老百姓很聪明。所以用让老百姓聪明起来的办法治理国家，则必然危害国家。若推行愚民之策，则是国家之福。《道德经》的“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基本上可以视为“愚民”之始……”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为了弥补国学上的弱势，朱宜锋一直在研读古代经史子集等典著，也正因如此，相比于过去，他更直观的了解的中国的古代文化，而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惊骇的发现一些过去未曾注意的事情。
所谓用来“愚民”的儒家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披着儒家之皮的“山寨”的儒家，真正的儒家学说反倒是站在民众的一方。为什么儒家后来背负了“愚民”的罪名，一方面是到了近代，批判儒家者根本就没有看过如《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学著作，不过只是空凭臆断，便把“愚民”罪名完全甩给了儒家。
但是若是说儒家学说“冤枉”其倒也不冤。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儒家的发扬光大，同样也是儒家的变态，是儒家的“离经叛道”，在董仲舒时期，儒家已经掺杂了“法家”以及阴阳五行等学学，可以说那时的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披着儒家之皮的“法家”，秦国的，准确的来说是法家核心的“愚民”，开始于影响儒家。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中国的君主开始选择性地强调儒家中的纲常等级观念，已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
而儒学本身非但没有愚民政策，相反，其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学说讲究“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讲究的是“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很多论述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是在看待个体犯罪问题时，也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儒家在诸学说中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统治者的立场上出谋划策，甚至包括号称“无为”的老庄之学亦是如此。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老庄的这些观念当时并非主流之说，诸子百家亦以其为“谬论”，加之也没有实际来证明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是以“愚民”之说也就沉寂了下去。直到战国时期，天下兼并日烈，为了灭人国而保本国不被灭，诸子百家都开始摸索各种各样治国之道，于是很多原来被视为“谬论”的歪门邪道也有了市场。”
讲述着“愚民”之说根源的朱宜锋，想到“歪门邪道”变成了正道时，不禁将视投向远方，然后感叹道。
“可谁知，一个人却让这“歪门邪道”变成了所谓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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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代，除了武力之外，中国还应该用什么去征服殖民地？西洋人选择了传教士，选择了他们所谓的天主教、基督教，而在绿**崛起之后，他们在用武力征服一个地区的同时，通过宗教将中亚等佛家黄色之地加以绿化，甚至在就连许多田原木也是精神上的***人。哦！那个字是不能提的，因为根据新的治安条例，这是的违法的！
当然，这就扯远了。回归正题，在殖民时代，中国用什么去教化百姓呢？拜上帝教？天主教？当然，国人从来都不是虔诚的教徒。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儒家去教化四方，让世界沐浴在儒家的光辉下……
但是正如天主教需要宗教改革，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