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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笑寒也是参加过考试的人，对于考试的流程倒是也不陌生。虽说考试并不一定能够选到十分合适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经历的起考验的总是能够担任大任的，何况梅笑寒现在急需各种人才，若是能够给他们足够高的待遇，想要招揽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并不会很难。
朱元璋有了刘伯温，刘备有了诸葛亮，刘邦有了张良和韩信…这才有了一番伟大的成就。
梅笑寒有些尴尬，他的身边只有一个二狗子！
第十一章 读书改变命运（）
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虽然这句话很俗，但的的确确是这样。
在古代，想要高中进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没有考中进士的人很多。
古代文人的晋级制度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若非要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似乎只能用公务员来做比较了。
一个读书人如果参加县府一级考试通过了，就可以称为秀才。
古代的科举中，一个童生能考中秀才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离金榜题名还有很遥远的路。但考中秀才也是一个士子一生中第一次可以亲身体验读书给自己带来的荣耀。
实际上大部分秀才并不穷，至少以后生活水平将得到大大改善。一则普通人家的婚丧之事都要请秀才主持，油水自然少不了；
二是如果继续读书成了生员，每年还可以从官府获得一定的银两补贴。
最重要的是，中了秀才就有可能通过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谋求经济地位的提高，这是最致命的诱惑。
清朝，中了秀才虽然不能一步登天，但身价上至少比平民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功名的老百姓见了地方官要叩头下跪，称呼县官为大老爷，秀才则可以不拜，自称生员，与知县谈话有座位坐。
第二、清朝，读书人的屁股开始变的宝贵，犯了罪轻易不能打。而一旦中了秀才有了功名，屁股更是动不得，县官连打的权力都没有，最多只可打手心，而且要老师才能打，不能由衙役打，因此秀才比衙役的地位高，下等人是不能随便打上等人的。除非那个秀才犯下了重大罪过，由知县禀告藩台革去秀才功名后，方可受普通刑罚。
第三、秀才可以不应徭役之征，连自己家的房屋也可以立马升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高出三寸，因此秀才头上可以戴三寸的这种正八品的小官就是举人的官场的，相对来说比进士要低的很多。
其实要说也不算低了，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或者副县高官，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比起普通人已经算是特权阶级了。
《范进中举》中范进高兴的疯掉，老丈人对其前后不同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问的是当了举人之后，最高能做多大的官，这个就全看个人能力和人脉了，海瑞举人出身，从一个小县教谕做到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相当于现在从一个小县城的教育局局长升到北京**********。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左宗棠，也是举人出身，做到了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处于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但是左宗棠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也并没有从小官做起。
因为立下赫赫军功，直接被林则徐，曾国藩这样的国家重臣举荐，上来直接就是兵部郎中用。
所以，古代举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都是芝麻小官，总体上来说要比进士低的多，很多举人一辈子就死在自己的微小官位上未能前进一步，而进士一般情况下都是从知县做起，但是知县也就是镀金而已，很快就能升迁，做到高官的官员。
第十二章 读书改变命运（）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
一等称进士及等；
二等称进士出身；
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后直到清末宣统年间，科举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
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
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
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
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
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
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
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
就算是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