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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上讲，这是十分危险的，一旦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战争（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战争迟早要爆发），那我国的经济和现代工业将会毁于一旦，对我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其次，这会造成我国内陆地区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不协调，对我国整体战略布局并不好。因此，我建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应有计划将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布局的重点应放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重要的重工业、尖端工业、国防工业及部分有关人民生活大计的轻工业。这样，从军事战略上讲，是极为妥当的；但更重要的是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就会促使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均衡发展。这样的布局，开头是困难一些（包括交通运输等），建设的速度和见效也要慢一点，但日后的好处那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当然，沿海地区的优势我们还是要大力借助的，我们可将大部分的轻工业、一部分急需的重工业及尖端工业安排在这些地区，特别是一些用于出口产品的工业。这样还可节约运输成本。我一口说完自己心中的想法（其实我是将主席后来提出的大三线建没与后世提出的中西部大开发有机的结合起来），看了主席与总理一眼，方如释重负。
主席与总理听完后，对望了一眼，高兴地笑了起来。“树相那！你还说是门外汉，我看你比那有些经济学家和战略家强多了，你能站在整体全局的高度上看问题，而且还能统筹兼顾，实在是了不起呀！”主席由衷地赞扬说。
“树相同志，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有些主席和我已考虑到了，但你所说的能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方面你给说说”总理极感兴趣地问道。
我听了不由一怔，这有什么难的呢？便随口说道：“比如说要修工厂、建企业，就得先修路哇。我们后世有句俗话说，叫做‘要想富，先修路。’有了铁路、公路，就可加快当地物资产品的流通，促进当地的生产发展。再说那么多工人、员工要吃饭穿衣，需要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这不就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吗？就是极保密的工厂，我们也可动员工人及员工的家属来搞这些，这也便于保密呀！”
我这一说，总理听得两眼发亮，高兴地对主席说：“主席，还是您慧眼识英才呀！树相同志这么一说，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呀！”后来我才想到这是后世的一些经济理念，我真是盲人骑瞎马，闯对路了。
第123章 红埸之行（）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100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奴役和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从此，我中华民族以其独立的姿态，开始步入世界舞台。建国伊始，我国就面临一个极其错踪复杂的国际环境，又处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此时，不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他们都在勾心斗角，相互争夺，准备向外扩张，争夺世界霸主地位。面对如此几大矛盾交集在一起的世界格局，我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确定，外交战略将如何实施？m主席对此早就筹谋在胸，他高瞻远瞩，洞察世界风云，在开国之前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同时兼顾其他”为原则基础的对外方针。m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之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只能从这一方面去找。同时，我们也应积极稳妥地发展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列强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
这个基本的外交战略，是中央和主席基于目前现实的郑重考虑而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倒”，就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内，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只有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民主阵营一边，才能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力图保持在华特权的幻想，获得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必要的、现实的国际援助，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主动地位。这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当然，“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依靠别人”，这完全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但要把党的“政治路线”与“国家立场”两者区别开来；“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m主席、周总理在会见美、德、英法等国代表时，多次谈到这一点。这也正如m主席九月份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同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对同外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往来这一问题，m主席也曾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这就是代表新中国向包括西方列强各国在内的全世界所发表的声明。它并不同于一般新政权在执政之初所通用的外交辞令，而是一个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援例国际通则的前提下，带有诚意和实际内容的郑重许若。这实际体现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和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当然，这种策略上的灵活运用，不能超出既定的政治原则之外。这样，新中国与西方列强各国之间能否进行外交谈判或建立外贸关系，就主要取决于双方之间的诚意和态度。
在s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一向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斗争抱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就在m*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便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后，在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决定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中苏两大国的迅速建交，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紧接着朝鲜、蒙古及一批欧州社会主义国家和一批民主国家，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由于我的到来和后世的历史经验，为党中央和m主席制定我国的外交政策及实施的外交战略提供极为有利的可靠依据。在同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经贸关系时，主席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变通。他在建国后第一次财经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作生意，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地同资本主义国家作生意”。“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德、美、英、法、日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并根据当前我国与德国、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的情况，要求对即将发生的通商贸易关系预作准备。这说明，党中央和m主席为新中国制定的外交方针，一开始就具有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本质上从来就不是闭关锁国的。也就是说，在“一边倒”的政治原则下，m主席既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又看到整个世界也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因此，确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上有生意就做，国际贸易也要开展，这实际上对交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
建国后的几个月，我国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并未不加区别地一概扫除，而照按照中央和m主席的指示，分先后缓急，有步骤地予以妥当地处理。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对于原则性和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才能站稳立场，机动灵活。我国政府在对外国人在华企业的处理问题上，首先是那些对人民生活危害极大，对国家主权侵略最大的金融投机、内河航运等，则明令禁止。而对一般的工商企业则不作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