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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真的！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就不必管了。政委，这事需严格保密，千万不要露出半点口风。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暗中做好转移的各项准备。估计还有十来天，我师也要撤出战斗。”我神情严肃地说道。
“老陈，难道你在赣南购买那些物品就是为这事做准备的。”政委疑惑地问道。
“对！政委，那时我就有预感，未雨绸谬。”政委不敢相信似的望着我。我拍了拍政委的肩膀，笑着说道：“政委，你也不要把我当成先知先觉的神仙，其实很多事情只要你细心地观察了解，再加上认真地分折推断，就能预测出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所谓一叶知秋就是这个道理。”
“老陈，我看你可以去挂牌算命了。”政委方释出心中猜疑。随后，我们两人密商了一阵，便分头行动。
十月九日，留在赣南办事处的同志全撤回来了，采购的物资也同时运到。我方放下心来，特地去看望了这些同志，对于他们付去的辛勤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
接下来这几天，我全力应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时组织小部队虚张声势地出击一下，牵制敌军的脚步，尽可能避免伤亡。
十五日下午六时，我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34师连夜撤往红五军团部附近隐蔽集结。我和政委看了命令，心情非常沉重。这几天，政委带着政冶部的同志把实在不能带走的重伤员分散隐藏到老百姓家里养伤，告诉他们主力只是跳出包围圈到敌人后方去作战，不久就会打回来的；还给每人发了20块银元。晚上八时，我们将阵地移交给地方上几个独立团，全师踏着惨淡的月色转移到军团部附近集结。第二天白天休息，晚上我带领营以上干部参加军团召开的干部会，听liu伯承参谋长（此时，liu伯承己被贬谪到五军团任参谋长）讲话。刘参谋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革军委交给五军团的任务：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中革军委交给五军团是殿后掩护全军的光荣任务。希五军团全体官兵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作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回到驻地，我们接着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政委作了动员报告，要求每一个指挥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稳定部队的情绪，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克服一切困难，要保证每一个战士不掉队；坚决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接着，我就有关工作作了安排：一是各级指挥员抓好部队的休整，保证战士吃好，休息好，尽快恢复体力，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二是各单位抓紧时间将师部分发的武器弹药及配备的物资发到每一个战士手中；要求作战单位的每个指战员携带的全部物品（包括武器弹药）不得超过42斤，后勤人员（包括炊事员）携带的全部物品不得超过50斤，为保证行军速度，一般不使用挑担，尽量使用背篓；个别特殊情况，需经领导批准。各级指挥员要逐人检查，严格把关。三是各单位大型重型物件一律就地掩埋，极个别非带不可的，需经报师部批准。四是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走时要归还所借物品，打扫好卫生，政治部要组织检查。
散会后，师领导与师后勤部主要负责人一起研究转移的具体问题。师后勤部杨部长首先报告了红军总部为我师转移提供的人员和物资清单：新兵500名，银元块，粮食20万斤，冬装8000套，军装套。接下来研究具体有关事项，一、人员编制：全师原为满员编制，由于新增500人，师部决定重新组建师教导队，选拔优秀战士及班排连干部组成，人员300。另外抽调200名身强体健的干部战士担任收容队。这样全师总人数达到人。二、伤病人员安排：还没完全痊愈的200多名伤病员继续随医院转移，另30多名重伤员（主要是排以上的重伤干部）由担架连负责。骑兵连暂时协助医院转移。三、运输骡马分配调整：师部50匹，师后勤营300匹，师医院80匹，师炮兵营80匹，师工兵营20匹，各团后勤连50匹。四、一般战士装备为：步枪一支，子弹100发，*5枚，棉被一床5斤，冬衣一套，换洗衣服2套，雨衣一件，军用胶鞋、草鞋各2双，军用水壶一个，再加上十天的粮食，重量不得超过四十二斤。五、将缴获和购买的军事装备分配到各单位，每个战斗团配备电台两部，特侦营、炮兵营、后勤营各配备一部；望远镜：连配1架，营配2架，团配4架。六、将师部的部分钱财、盐巴及购买的紧要物品分到各团保管使用：每个战斗团银元两万元，盐巴800斤，防风马灯80盏（每盏配煤油6斤），手电筒40个（每个配8对电池）；
就在我师休整及补充物资期间，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政府机关就开始突围转移了，突破口就是主席视察的于都地区。从十六日开始，每晚天黑下来，于都河边的各个渡口都拥挤着渡河的队伍，由于是枯水季节，天气不太凉，有些部队选择河滩之处，直接涉水过河。当千万只脚同时踏进河水中时，河水顿时浑浊暴涨起来。
这是一个别离的时刻，从下午起，每一支即将渡河的红军队伍，官兵们便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有的甚至上山割青草把老乡的牛喂饱了。老乡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好的衣袜送给红军；一些老大爷还在路边摆了茶水，把茶水递给匆匆而过的红军战士；老大妈则提着花蓝，里面盛着红薯、花生、或鸡蛋什么的，遇见一个便塞上一把。孩子们追逐着队伍不停地喊着叫着。另外，还有一些老乡聚集在路口，掂着脚紧张地眺望远处，或瞪大着眼睛在过往的队伍中辨认出自己的亲人：或孩子或兄弟或丈夫。一旦找着了亲人，那个场景呵！揪人心肝，撕人肺腑。
近十万人马，几千副挑担，还有上百件庞大重物，足足喧嚣了于都河六个晚上，吵得河水都放缓了脚步。主席是十八日下午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的。主席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主席伫立在于都河东岸边上，任有些凉意的秋风吹拂着他那飘逸的长发，深邃睿智的目光越过于都河西岸，望向那遥远的夜幕笼罩下隐隐约约的山峰，好似在探寻着什么：是近十万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她又将奔向何方？许久，主席方回过身来，朝瑞金方向深深凝望了一眼，便迈开大步，坚定地走进上万红军的队伍中，汇合铁流的脚步声，渐渐融入了苍茫夜色之中。
十月二十二日，留在于都河东岸等待转移的红军主力就只有红五军团了。我师已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静待夜幕的降临。这一天，来了好几起红军的家属，有来看望自已儿子的，也有来看自己兄弟的，还有来探望自己丈夫的，动人的场面，催人泪下。我的房东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也是一位红军家属。生有三子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红军战土，牺牲在反“围剿”的战场上，老三是一闰女已出嫁，家中只剩下一小儿，不到十五岁，小名叫柱儿，瘦瘦小小，人倒是挺机灵，天天围着我转。今天上午，大妈突然把我拉到屋里，小声对我说道：“首长！你看我柱儿咋样？”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便随口道：“柱儿很好呵，人机灵，我很喜欢。”
大妈顿时松了口气，接道：“那好！我家柱儿就交给你了。”
我一听急了：“大妈！这不行！您就这么一个孩子在身边。”
“首长！柱儿这几天都缠着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