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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又视察了兵器研究所。研究所较前也扩大了很多，增添了不少新的科研设备，研究人员也多达300余人，大部分来自苏联的武器研究专家和制造专家。刚才在生产车间也碰到十几个苏联人，他们都是生产武器方面的专家或工程师，正在指导中国工人生产或改进工艺。杜所长告诉我说：目前我们科研所人员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员进行新式武器的研制；一部分人员对现有的武器弹药进行改进和提高。虽然现在生产旧式武器及弹药，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改进的，性能较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我听了大为高兴，夸奖他们做的对！随后，我召集研究所和兵工厂部分人员开了个座谈会。大家都踊跃发言，几个苏联专家也提出了建议，纷纷为新式武器的研制和兵工厂的扩大生产献计献策。我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一、旧式武器的改进与新式武器的研发同时并举，这种做法，我非常赞同，这也符合我们目前的实际状况。旧式武器性能的改进与提高，其实也是为新式武器的研发进行技术储备。二、加快目前战争中我军亟需的几种武器研发，如仿后世40火箭筒设计的38式火箭筒、高平两用机枪、狙击步枪、打坦克装甲车用的*，还有战场用的各式*等等。三、有计划地进行重型火炮、坦克、装甲车等先进武器的研究，并做好技术储备。四、争取苏联的援助，希望能得到一批精密的机床，如创床、铣床、镗床、钻床等，对我们现有的机器设备、武器弹药生产线进行改进或改造，以提高生产产品的工艺水平和精密度，能够生产出我们研发的新式武器。五、加强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生产工人的培训，以提升研究人员的研发能力及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六、加强研究所与兵工厂的团结协作，将研发与生产紧密结起来，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团结拚搏，我们一定能完成预定的目标，一定能再次创造出奇迹来！我的话音一落，立刻暴发出雷霆般的掌声。这也代表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心声。
其后两天，我又到医药研究所与制药厂去了解情况，得知青枚素的菌种己培育出来，还有链霉素、生肌消炎粉等几种新药前期研发已基本完成，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几种新药就可问世了。想到此，我心情大爽。这不但可以挽救无数病人及八路军伤病员的生命，而且还能为边区经济创造极大的利润。想不到这次视察，带给我满腔喜悦。于是，我满载着收获，一路愉快地返回。
回到师部，已近年底。突然总部发来电令：要我立即赶往八路军总部，随同朱、彭二位老总前往河南洛阳，参加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元月中旬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同去的还有我们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位师长。我接到电文，心中亦喜亦忧，喜的是有机会去领略一代“天子”蒋委员长的风采；忧的是婚后第一个年节不能陪玉儿过了。军人以服以命令为天职，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岂能以个人情感影响抗日大业。我迅速扫去心中的一点愁绪，振作精神，带了不少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直奔八路军总部而去。
经过十来天的艰难跋涉，到达山西临汾，与先行到达的朱老总会合。在这里，我遇到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对此人，我知道不多，只知道他早年行武出身，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得力将领。不过，卫立煌其人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以至在后来的长期抗战中，他与八路军始终保持了较友好的关系，这在国民党所有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态度是比较热情的。当朱老总介绍我们俩人认识时，我们双方都表现出友好的姿态。我们一路同行，一月十三日乘火车南下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一路上，朱老总与卫立煌谈得很投机。朱老总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朱老总对卫立煌的印象也很好。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开始建立起友谊，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在此期间，我只与卫立煌将军简单地交谈过两次，我的赫赫战功，令他震撼；而我的儒将风度，则给他以如沐春风，亲切宜人的感觉。虽没深入，但双方交谈融洽，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临别，我送给他一柄缴获的日本中佐的指挥刀以作纪念。
我们这次来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一方面是在会上了解一下蒋委员长的想法和打算，以便为今后中革军委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向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与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交交朋友，做点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军事会议如同往常一样，主要是听蒋委员长“训话”。我第一次看到蒋委员长，震动并不太；委员长的模样与历史上的照片几乎如同一辙，根本没什么区别。倒是他浙江一带的家乡方言很地道，似乎难以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蒋委员长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指导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准备在津甫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
会议期间，蒋委员长分别找我们八路军的几位师长进行了个别交谈。在一次同liu伯承师长的谈话中，蒋委员长表示有意让一二九师去鄂豫皖地区。但在后世历史中，刘师长因没得到中央指示，没有表态，故而失去了一次机会。而这一次却不同，我们预先与主席、朱老总商量好了。故而这次刘师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蒋委员长在与林师长的谈话中，也曾问八路军可否在青纱帐起时派队伍袭击津浦铁路，声援徐州会战。林师长满口答应了。这样，八路军就合理合法地取得了进入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行证。
当然，毫不例外地我也被蒋委员长找去谈了话。其他三个八路军的师长，以前都与蒋委员长或多或少都有过交往，有些还有较密切的关系。唯独我从未见过，只是从第五次“围剿”开始后，才逐渐听到我的名字。而且，带给蒋委员长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委员长曾几次下令要戴笠弄清我的确实情况。现在，我就不卑不亢地站在蒋委员长的面前，容貌清秀端正，身材修长，显得俊朗儒雅，不知道底细的人，还以为是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呢？蒋委员长一时也怔了怔，这个陈树相怎么这么年轻而又显得气质儒雅，这难道是从未进过学堂门的人吗？不过，蒋委员长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啊！是陈师长那。真是年轻有为，国家栋梁！”
“委员长过奖了。不管怎样说，树相都是您的臣民那。”我亦幽默地反击道。随后，我们就华北抗战局势、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乃至全国的战局，都进行了深入地交谈，我则尽可能地为他提供些帮助，这对全国抗战也有利，至于采不采纳就是委员长的事了。谈话中，委员长也曾隐约透露出招揽我到国民党军中任职的信息，但都被我不露痕迹地婉拒了。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没想到委员长竟破天荒留我吃饭，这确实使我有点受宠若惊。我瞬间就镇静下来了，大大方方接受了邀请。席间，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亲自作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