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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的军事、政治都弛废败坏，许多卫兵骄横怠惰不受管束，军校像蚕一样吞食军粮，前太守不敢对他们怎么样。苏轼把那些贪污的人发配到条件十分恶劣的边远地区去做奴隶，修补整治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待军中的衣食稍稍丰足以后，就进行军事训练，军中的士兵无不畏服。然而那些当官的却心怀畏惧，惴惴不安，有个卒史告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些事我自己治理就可以了，如果听从你的告发，那么军中就要乱了。”就立即决定发配了这个人，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适逢春天大阅兵，将吏中上下等级的分别已经废除很久了。苏轼命令按原来的规章制度办事，主帅应该穿着常服出现在军帐中，将吏们都要穿着戎装侍从于主帅左右，执行各种命令。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是老将，耻于这样做，就假称有病不参加阅兵。苏轼叫来书吏命令他写奏章，王光祖害怕了，就出来参加阅兵，阅兵结束，没有一个人敢懈怠。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这样的阅兵了。”当时宋朝同契丹议和已经很久了，边防战士长期不出战都已疲惫衰老，不能为朝廷所用了，只有紧靠边境的弓箭社，因为和敌寇比邻，常用战射自卫，仍旧号称精锐。旧宰相庞籍守定州的时候，根据民俗而制订了法规，但是年代久了，法规也就松弛了，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奏请免除保甲法，把两税法折变为临时增加的租税，结果被有关部门扣压，没有上报。
绍圣（1094～1098年）初年，哲宗立志恢复神宗时的新法，旧派人物又受到打击。御史弹劾苏轼在掌管内外制的时期内所写作的词命，是用来讥斥先朝的。就以原来的官职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不久又降了一级，人还没有到达英州，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安。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对这一切他都能淡然处之，毫不为意。和他共处的人，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后来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别驾，住在昌化（今海南儋县）。昌化这个地方古代属儋耳国，这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连药品和糕饼都没有。开始，苏轼租赁官舍居住，有关部门尚且不同意，苏轼就买了土地自己建造住室，儋耳地方的人民帮他运砖、畚土。苏轼就和小儿子苏过住在那里，以著书为乐，常常和那里的父老交游，似乎就将终老于此。
宋徽宗即位，苏轼被移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徙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历经三次大赦以后，遂为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苏轼从元佑以来，从来没有把每年的课考作为要求晋升的条件，所以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的官职就是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写文章，以后应该说是得之于自然了。他曾经说：“写文章就好比行云流水，开始的时候没有规定的目标，常常是当自己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应当不停顿地写下去，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停止。”虽然是嬉笑怒骂的文辞，他都可以写出来、背出来。苏轼文章的格局雄浑浩涵、光芒四射、雄视百代，真是有文章以来，很少见到的啊！苏洵晚年读易经，作易传未完成，就命令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后来名闻一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来、陈师道，当他们还没有被社会上的人们所了解的时候，苏轼对待他们却犹如朋辈，从来没有以师辈自居。
苏轼自从成了举人，一直到作为出入皇宫的侍从，一定把爱护君王作为为臣的根本，忠言规劝，正直敢言，挺挺大节，朝中群臣没有一个能出其上。但是被小人妒忌、中伤、排挤，使他不能安于朝廷之上。
宋高宗即位，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把他的孙子苏符封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置放在御案左右，读着这些文章就整天忘记了疲倦，赞美他是文章的宗师，亲自写了集赞，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又推崇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鎏金函苏迈，是驾部员外郎。苏迨是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在苏轼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苏过19岁，那年，他从两浙路发解参与诗赋考试，但经礼部考试却没被录取。等到苏轼做兵部尚书，苏过担任右承务郎。在苏轼统兵定武，贬谪英州，又贬惠州，迁儋耳，以后又不断徙移廉州、永州的这段长时间中，只有苏过独自一人侍奉苏轼。凡是白天夜晚冬天夏天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苏过都一身自为，从不感到为难。初到海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看了以后说：“我可以在这个海岛的夷人中安定下来了。”因此让苏过写作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过将父亲葬在汝州（今河南临汝）郏城小峨眉山，以后在颍昌（今河南许昌）住了下来，在湖的南面种了几亩竹子，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死的时候，52岁。
苏过一开始是太原府税监，后来为颍昌府郾城县（今属河南）县令，都是因为法令罢了官。晚年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他的思子台赋、飓风赋很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当时人们称苏过为“小坡”。苏过的叔父苏辙经常称赞苏过能尽孝道，把他作为榜样去教导宗族中的子弟。苏辙还说：“我哥哥远住在海上，就培养了这个孩子是能写文章的。”
宋词的繁荣
词的创作始于唐王代。它的产生与随着城市繁荣而繁荣起来的音乐有关。词最初就是适应古代乐曲歌唱而创作的，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到中、晚唐才开始逐渐定型。最早从事词创作的有诗人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张松龄兄弟等。他们的作品都受到民间词的影响，一般都具有清新、朴素、明朗、活泼的特色。词至晚唐，作者渐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庭筠和“花间派”词人。这一时期的词创作在艺术表现上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内容狭窄，大多是表达男女情爱、离别相思，供歌台舞榭上演唱的消遣品。词风香软，感情颓靡。南唐偏安江南，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尽情享乐，适于歌唱弹奏的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词人是做过宰相的冯延巳和南唐末帝李煜。特别是李煜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对促进词创作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他被俘后所写的词，完全突破了“花间派”的局限，扩大了词的题材，为词这一文体，争得了与诗文共同发展、一起受到重视的地位，进而出现了宋词创作的繁荣。
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从而为统治阶级的文人学士们提供了娱乐消遣物质基础和社会场所，他们以词自娱，也用词娱人。常常是作家写好了词便授之歌妓，即席而唱。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十分愉快。像柳永、周邦彦几乎都以作词为专业，他们流连歌妓舞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