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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磁针所指的方向对准盘上的正南方位，使用时，磁针就自然地转向南方。梦溪笔谈提到磁针指南，“然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在使用指南针的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个磁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地球上的磁极不是正好的南北两极的缘故。沈括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磁偏角的人，在以后的古籍中还明确地指出磁偏角在五度以内，不同地区磁偏角有差异等。
指南针发明制作成功后，很快被应用到航海事业中，大大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重和二年（1119年）朱写的萍洲可谈，记载一些海船上已装有指南针，有经验的水手善于辨别方向，夜晚观星，白天看太阳，遇到阴雨天就依即靠指南针。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命出使朝鲜，从宁波乘船前往，后来在他写成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除详细地记述航行时的情景外，而且记载船头、船尾各置一只水浮式指针，逢阴雨天用它定南北，辨方向。十二世纪以后我国沿海各地的海船出海，广泛使用指南针定方向，不仅促进两宋的航海术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宋海外贸易的发达。两宋的海船装上指南针，东到日本、朝鲜，南到南洋，西到非洲东海岸，就把指南针的技术带到外国，先传给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再转给欧洲人，促进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火药作为一个名词，有一定的意义，“火”这个字很明显，知道它是因发火而生；至于“药”字，那是因为火药的三种主要成分硫磺、硝、木炭，都是可治病的药。即使把它们按一定比例配成了火药，医家仍把它看作治病的药，本草纲目说，它主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对于火药的发明，史籍无具体明确的记载，一般认为火药是炼丹家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偶然发现的情况，又不外两种：直接的因制造某种药而发现，间接的因变化某种物质而发现。所以，很难确定火药发明的确切时间，由唐至五代尚未找到“火药”这一名词，但路振九国志卷二记载唐哀帝天初（904—907）“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许洞虎钤经卷六放“风助顺利如飞火”下注曰：“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看来飞火包括两类，一是火炮、二是火箭。如果路、许所说的可信，那么火炮这类东西在十世纪初就有了，而火药从发现到应用，必有一个酝酿转化的过程，所以火药的发现肯定早于十世纪。
宋代将火药广泛运用于军事方面，开辟了军事的新纪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开宝三年（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献火箭法，令其试验，且赐其衣帛。开宝九年（976年），吴越国王向宋进射火箭军士。咸平三年（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冀州团练使石普自言能为火、火箭，真宗召至便殿演之，与宰辅同观之。这反映宋军中已普遍地进行火药武器的试验和制作。
仁宋时，曾公亮、丁度等奉命撰武经总要，书中记载了各种火药武器的名称，火箭、火毯、火蒺藜、火鸡、竹火鹞、火枪、毒药烟球、霹坜火球等，共有十几种。书中还开列了三种火药的配方。这三个配方成分各不相同，但都具备作为火药的硫黄、焰硝、木炭三种成分，另外从其成分功能看，分别具有爆炸性、燃烧性、毒性。形成固定成分种类、数量的火药配方，决不是一日的功夫，而是不断试验改进的结果，这表明火药已发展到第二阶段了。
佛郎机复原图中国初期的火药武器，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三种：即燃烧性的、爆炸性的、射击性的。其中射击性的出现较晚。燃烧性火器，如烟、毒药烟球、火药鞭箭、火炮等，其目的主要是焚烧可燃之物，或混合毒气熏人。这种火器用数层纸卷成，涂以火药，用时以火锥烙透，使火药发火燃烧。宋人很重视火炮的操练运用，既用于攻击，亦用于防御；既用于陆地，亦用于水上。爆炸性火器有霹雳火，一般做法是用干竹二三节，径一寸半，并用薄如铁钱的瓷片三十，和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敷药，点法同火炮。它可阻止敌人攻城，亦可水战，据载，“舟中忽发一霹雳炮，而实之以石灰、硫磺。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磺得水而火和，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又，赵淳守襄阳，用霹雳炮御金人，“随即放霹雳火炮、箭，入虏营中，射中死伤不知数目，人马惊敌，自相蹂践”。射击性的火器，是指用管子装上火药而发出去的。这是火器史上的一大进步，它开创了以管形器械操纵火药的先声，成了后世管形枪炮的始祖，这种改进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以火炮药下竹竿火枪二十余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当敌人攻时，用它烧毁。天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造出新武器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步”。估计这种子窠又是一个个火炮，其燃烧面积会大得多，提高了对敌方的杀伤力，当然是进步的。
两宋战事频繁，火药武器又是重要的攻防武器，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人攻蕲州（今湖北蕲春），宋人准备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火炮三千支，皮大炮二万支。一次就提供如此众多的火器，表明宋代火药武器的制造业已达到相当水平。据鏖史引东京记（已佚）记载，广备攻城作下属有火药青窑，这就是官府经营的制作火药的工厂，这里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所制武器“非长贰当职官，不得省阅及传写，漏世以违制”。另外各州都有作院，如荆州作院，一月制造一二千只，可以拨给襄郢一二万。就因为制造出如此多的火器，才使军事力量不强的两宋得以维持了三百多年。
火药和火药武器在北宋时已达到相当水平，但与其并存的其他民族，尚不会制造和使用，直到北宋灭亡后，金人才得到火箭、火炮的式样和制作方法，从而有所发展。蒙古人在灭金的过程中学会了火药以及武器的制作技术，在灭金、灭宋的战事中大量使用了火药武器。南宋后期，火药是经南宋和阿拉伯商人传到西南亚各回教国家；而火药武器则是蒙古人西征带到西南亚回教国家的。十三世纪末，阿拉伯人将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到欧洲，欧洲人制造使用火药武器至少比中国晚四百年。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年，以杨亿为领袖，以刘筠、钱惟演、李示谔、陈越、李维、丁谓、刁、张泳、钱惟济、任随、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八人（中缺一人）为羽翼，形成了一个文人小团体。他们标榜学习李商隐，实际上却丢弃了李商隐诗歌的内容和精神，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俪的技巧，大家倡和，互相仿效，遂成风气。宋景德（1004—1008年）年间，杨亿等人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空隙，以作诗为消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诗。后来这些诗由杨亿编集并序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其属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酬唱集云尔。”
杨亿等人，天分都很高，但只知摭拾字句，以粉泽华艳为能事，引起许多人反感。陈从易深恨杨亿等人的应酬游戏之作，认为它们破坏了古代诗歌的传统，便向皇帝上书说“或下里如会粹，或丛脞如急就，”深中其弊。一次，皇帝宴请百官吃酒，一个优伶打扮成李商隐的模样，故意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苦着脸向众人说：“我是李商隐，被修书写制诰的诸公把我拉扯成这个样子。”满场百官笑声大作。优伶的这种讽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窃取李商隐的特点。尽管如此，但由于西诗人政治地位高，且同入馆阁，每个人都有文名，再加上社会比较安定，也需要点缀升平之作，他们仍然主盟文坛，被称为“杨刘风彩，耸动天下。”
第181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9）（）
浮艳文词可供粉饰和享乐之用，但不能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反对他的人愈来愈多。宋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