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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穿衣服的时候，阿克莎拉用背把门撞开，双手端着一个盘子，倒退着走进了房间，看见我正在穿衣服，有些惊奇地说：“指挥员同志，您已经起来了，我还正准备叫您呢。”
“是啊，阿克莎拉。”我叫着她的名字，脸上带着微笑礼貌地回应她：“我也是刚起来，准备到外面的餐厅去吃早餐呢。”
“不用麻烦了，指挥员同志。我已经把早餐给您端过来了。”她把手中端着的盘子放到了桌上，我看清托盘里摆着两盘土豆泥、四片黑面包、一壶茶和两个小小的水晶玻璃杯、一小碟方糖，已经进餐用的刀叉、餐巾布等等。
“谢谢，亲爱的。”
早餐的分量实在是太少了，我几口就把盘子里的土豆泥吃得干干净净，随即拿起一片面包啃了起来。黑面包已经不新鲜了，吃起来感觉酸酸的、硬硬的，实在是有些难以下咽。我拿起茶壶，往两个玻璃杯里倒进了茶水，客套地问她：“你放几块糖，一块还是两颗？”
“两块吧，我喜欢甜一点。”她正吃着土豆泥，听我问她，赶紧把口中的食物咽了下来，有点紧张地回答了我。
我给她的杯子里放了两块方糖，用小勺子轻轻地搅拌均匀，看到糖完全融化后，才把杯子递到了她的面前。
“谢谢您。”她端起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然后又埋头消灭她面前的食物。
我从碟子里拿起一块方糖，没有放进茶杯，而是含在了嘴里，然后抿一口茶水，悠闲自得地享受着糖块在嘴里缓缓融化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指挥员同志。”阿克莎拉开口叫了我一句。“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看着她，微笑地点点头，说：“可以啊，你问吧。”
“您的丈夫，就是叫奥夏宁的那个男人，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她的话让我再度提醒自己如今是个已婚妇女的身份，那个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叫奥夏宁的丈夫，始终会是大我身边认识的人所关注的焦点。我犹豫再三，觉得这件事情始终是无法完全回避的，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说道：“他是边防哨所的一个上尉军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失踪了。”
听了我的话，阿克莎拉满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指挥员同志，不好意思，我不该提起您的伤心事。”
我拢了拢鬓边的几缕发丝，苦笑了一下：“没关系，如今是战争时期嘛。”顿了顿，我又说：“阿克莎拉，以后能不能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了？虽然我的军衔比你高，但是在私下的场合里，听你这么叫还是感觉挺别扭的。你还是和其他朋友一样，叫我的小名丽达吧。还有我们之间也别那么生分，彼此间就用‘你’来称呼吧。”
“好的，丽达！”她非常干脆地答应了。
我抬头突然看见墙上挂着那件军大衣，上面的那个上校领章显得格外醒目。我这才想起来，我是两手空空地来莫斯科的，连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科罗廖夫的这件军大衣，晚上的时候临时穿穿还无所谓，可要是白天我还穿着这军装招摇过市的话，未免有点太嚣张了。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阿克莎拉，你这里有军大衣吗？”
“军大衣？！”她楞了一下，随即回答说：“有啊，当然有啊，我这里就有两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借一件给我吗？”听了我的话，她非常惊奇地说：“你不是有一件军大衣吗？”
我满脸修得通红，喃喃地向她解释：“昨天到莫斯科来，因为走得太匆忙了，什么行李都没带。十月的莫斯科虽然还没有下雪，不过已经算是冬天，而我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制服，根本不保暖，如果昨晚不是好心的上校叔叔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穿的话，估计我早被冻僵了。”
听了我的话，她马上跑到墙壁的一个壁柜前，拉开了柜门，从里面取出一件灰色的军大衣，扭头对我说：“这是依娜的军大衣，你可以拿去穿。”
我接过她手中的军大衣，随口地问了一句：“你把依娜的衣服借给我，她不会反对吧。”
“不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突然红了，“依娜已经牺牲了。”
“啊？！”我大吃了一惊，感觉追问道：“她是怎么牺牲的？”我感觉在这个防范严密的旅馆里工作，应该是很安全的，怎么也会出现伤亡事故呢？
她哽咽地说道：“一周前，依娜的妈妈病了。依娜向旅馆的政委请了假，回去看她的妈妈，结果路过冈察莫尼斯嘎亚的时候，遇到空袭而牺牲了。”
冈察莫尼斯嘎亚，听到这个熟悉的地名，我立刻想到了在列宁格勒医院里，遇到的那个重伤不治的伤员卡佳，我曾答应把她的信息带给她的家人。也许她牺牲的消息，早有民政局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答应过她的承诺。既然有机会来到莫斯科，有空闲的话，我一定会到冈察莫尼斯嘎亚去，找找她的家人，把她的一切告诉她的家人。
“哎呀！”她突然尖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她指着墙上的挂钟接着说：“刚才我端早餐上来的时候，遇到一位上校，他让我转告你，在三十分钟后到旅馆门口集合。而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分钟，你再不去就该迟到了。”
这个上校不用说，十之**是科罗廖夫上校，他在外面等我，我可不能迟到啦。于是我把两件军大衣搭在左手上，和阿克莎拉道了个别，拉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
在外面走廊上的行人不少，不时有军官迎面走过来。按照条例，军衔低的要向军衔高的指挥员敬礼。我暗自感叹，真是到了首都才知道自己官小啊，这些人的军衔个个都比我高，害得我每看见一个人就要抬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在通往旅馆大门的路上，我的右手在不停地抬起又放下，机械地重复着敬礼的动作。
好容易来到了旅馆门口，看见科罗廖夫上校熟悉的身影站在一辆客车旁边，顿时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向前小跑几步喊道：“早上好，巴维尔叔叔。”
科罗廖夫听见我的喊声，转过身来冲着我微笑着挥挥手：“丽达，早上好！快点上车，我们马上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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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三）（）
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中，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