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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崇祯皇帝坚持要这么干，并说要亲自到现场，给讲武堂带去一面由皇后亲手绣制的朱红底色的飞龙翔凤军旗，最后内阁和军机处看皇帝心意已决，只好赶紧安排下去。
皇帝出行自然不是小事，一套礼乐制度异常复杂，沿途护卫的任务也很重，又得黄土铺道、行人回避什么的，牵扯很广，费时费力，非常扰民。这也是内阁和军机处不希望皇帝轻易出宫、到处乱跑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明代皇帝出宫的时候，他所乘坐的车驾，不是人抬的轿子，也不是普通的步辇，而是一辆二十四挂的巨型四轮马车，叫作大辂，也称作玉辂。
二十四挂的意思，就是需要二十四匹马一起拉动。有的皇帝喜欢大场面，可能还需要三十六挂的大辂。而中国皇帝出行乘坐的这种四轮大马车，有一个非常坑爹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前轮转向装置。
因此，多数情况下，最好都是走直道，否则需要转向的时候，就会很麻烦。遇到阻碍的时候，不好转向的话，只能是拆除掉挡在前面的一切东西。
正因为这样，过去的朝廷大臣和民间百姓，都不喜欢皇帝没事老是兴师动众地出宫游玩，因为皇帝的四轮辂车十分宽大，转向又十分不便，出行一趟成本高昂，往往非常扰民。
而且这种大辂，还有一个比较坑爹的重大缺陷，就是没有减震。
因此，为了皇帝乘坐出行时的舒适度，大辂行走的辂道，必须铺上厚厚的一层黄色沙土，很多时候还需要重新修正路面。
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看，是为了彰显皇家的尊贵，但实际上最初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减震，为了让皇帝坐在辂车上面能少点颠簸，少受点儿罪。
但是崇祯皇帝的这次出行，当然不会完全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办，要不然的话，别说提前几天安排了，就是提前个把月布置下去，皇帝出行的准备工作，也根本来不及完成。
这次崇祯皇帝出行乘坐的辂车，并不像万历皇帝时期的那么巨大，那么奢华。
最重要的是，这架辂车，还是天启皇帝朱由校亲手打造的，车上用的自然都是名贵木材，而车轴、车辐、车架和车轮等重要位置，要么是精钢所制，要么就是包裹了一层熟铁皮，尽管依然没有转向和减震装置，但却相对轻便了不少，只需要六匹马就可以轻松前行，同时也符合天子驾六的最低标准。
当然了，这架辂车自从打造完成以后，天启皇帝就病重不起，自然是一次也没有乘坐过。
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第一次见到这辆辂车的时候，当场就被震住了。
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很多人都在说中国古代没有四轮马车，并把这一点作为中国古人愚昧落后的一个标志，可是皇帝乘坐的这种辂车不就是四轮马车吗？
见过这辆辂车之后，崇祯皇帝还当即就找来了专管皇帝车驾的太仆寺官员，一问之下，才明白四轮马车在华夏实在是早已有之，不单单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在唐宋时期的民间，四轮车就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了。
在后世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四轮马车和四轮牛车在路上载货行驶的场景。
至于为什么到了明代，四轮马车没有普及开了，除了缺乏转向和减震装置之外，恐怕与古代中国的道路交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中国古代水运发达，比较长途的货物运输，绝大多数都是走水路，民间货运，推广使用四轮马车，可能就不是那么太紧迫。
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轮马车以后，崇祯皇帝在召见太仆寺官员的时候，就向他们解释了皇帝御驾辂车的缺陷，并向他们说明了前轮转向和车身减震的原理，如今太仆寺和工部正在组织工匠克服这些缺陷，解决转向和减震的问题。
崇祯皇帝坚持要去讲武堂，并且乘坐天启皇帝亲手打造的简易六挂辂车，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四轮马车在文武百官和京师百姓的面前出现，一旦四轮马车的转向和减震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着手推广和普及，至少要在驿站系统和军队里面推广和普及，以便解决陆路长途载重运输的问题。毕竟每辆四轮马车的载重量，要比两轮车或者独轮车大的多。
有了类似后世的四轮马车以后，官道和驿道的整修，就会成为官民士绅甚至是商家的一种迫切需要，然后就可以继续以工代赈，既可以解决流民的吃饭问题，也可以解决大明的道路交通不畅问题。
六月一日寅时正，皇帝的御驾，六挂辂车，在拱卫司、上直卫和神机营官兵的层层护卫下，正式启程出发，前往通州。
当然没有搞什么黄土铺道，清水压尘，至于其他的金鼓礼乐等仪仗，也是能省就省，尽可能地轻车简从。
就这样，也是在经过了两个多时辰的跋涉之后，算算时间，已近午时，皇帝的御驾辂车，才算是到了讲武堂大门前的石牌楼不远处。
一路上的各种颠簸辛苦，崇祯皇帝当然是甘苦自知，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轻松微笑的面孔，后世有句话对此形容的非常准确，那就是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打完。
远远看见皇帝的车驾到来，讲武堂石牌楼下的文武官佐，自然是呼呼啦啦全都跪在了地上，众口齐称：“臣等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见外面的呼声，崇祯皇帝推开辂车的窗子，王承恩连忙在外把车门打开，司礼监掌印曹化淳、东厂提督方正化、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神机营提督兼五城兵马司总指挥刘文炳等一干随扈人员，赶紧上前侍候皇帝下车，有的搀扶皇上，有的把着车门，有的跪在地上给皇帝垫脚。
也多亏这些随扈人员前来帮助，否则颠了一路的崇祯皇帝，此时腰酸背痛腿抽筋，仅凭自己真有可能下不来这个车。
崇祯皇帝下了车，借着其他人围着自己，为自己整理衣冠的间隙，算是短暂地调整了一下身体，然后朝着不远处讲武堂大门前石牌楼下跪着的群臣走去。
第一一三章 忠义节烈（）
高大的石牌楼上，刻着七个烫金的大字，正是讲武堂的官方名称，“皇明忠义讲武堂”。
军机处报上来的名字，最初叫作皇明讲武堂，忠义两个字，正是当今这位崇祯皇帝亲自朱批写上去的。
虽然大明的官军，最初也是由元末的红军发展起来的，也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意识形态，比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等，但是这个红军与后世的那支红军比，在这方面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大明官军更是失去了斗志，也没了严明的纪律，天启初年的时候，还敢跟辽东的后金军队野战，到了天启末年，特别是崇祯年间的时候，面对后金军队，只能守城，不敢野战。
而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官军更是成了一个笑话，不仅在遇到后金军队的时候一触即溃，甚至遇到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也仍然是一触即溃，毫无斗志。
如果说，大明洪武初年，徐达、常遇春麾下的那支北伐军，算是一支有灵魂的大明军队的话，那么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的官军，完全是一直没有任何信仰的行尸走肉罢了。
不管是遇上后金军，还是遇上农民军，他们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毫无忠义之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因何而战。
在他们眼里，甚至在很多将官和大臣的眼里，他们充其量是为皇帝而战，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世的炎黄子孙而战。
因此当了逃兵、打了败仗，毫无羞耻之感，因为说破天去，不过是将来剃个头、换身衣服，再为另一个皇帝服务而已。
如果说将来的新军，仍然是这样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军队，那么编练新军的任务，就算是彻底失败了。
所以当崇祯皇帝反复琢磨新军编练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必须为新军注入信仰和灵魂，从思想上掌握这支军队。
当初在九边安排监军御史，后来在编练新军的时候，计划给每个营头都设置训导、镇抚，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军，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让新军上下在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这也是今天崇祯皇帝坚持要来讲武堂的原因。
在孙承宗、李邦华、张惟贤等军机大臣的陪同下，崇祯皇帝跟着茅元仪、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