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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基本就是一个倒幕人才的培训学校，最著名的学生，就是坂本龙马。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幕藩体制”中最大的一个“公知”。
相对德川家茂，德川庆喜对胜海舟的“底子”摸得更清，因此一掌权就免了胜海舟的军舰奉行的职务，替之以小栗忠顺。但德川庆喜也承认，胜海舟才华出众，加上他特殊的政治取向，倒幕派多少要给他些面子。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幕府方面，找不出比胜海舟更合适的谈判代表了。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幕府让出皇宫的乾门给萨摩藩，皇宫由会津、萨摩二藩“共同警戒”。
这个方案，德川庆喜虽然不满意，但勉强能够接受：可是松平容保不干，他破口大骂胜海舟“卖国”，声称“要打便打，寸土不让”。
德川庆喜不好劝松平容保“委曲求全”，更不能直接下令会津藩“撤防”——那样的话，“卖国”的帽子随时会飞到他自己的头上。再说，下令了松平容保也不见得会听。
萨摩藩和皇室对会津藩的“毁约”颇为意外，不过，二者的反应并不一样。
倒幕派公卿大为兴奋，认为可算找到了开战的理由，撺掇大久保利通立即向皇宫发起进攻，“讨逆除恶”。
但是大久保利通可没那么高兴。他其实并不想和幕府在京都大打出手，不是怕打不过幕府这班虾兵蟹将，而是怕事情闹大了，引起山口城的中国人的干涉。
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轩军“东进支队”已经上路了。
怎么办呢？
双方在乾门前对峙了一段时间，萨摩藩军一部前队做后队，悄悄地撤退了。
这部分五百人左右，说是“悄悄地”，但并没有瞒住会津藩和新选组的耳目。松平容保得报，大为得意：看吧，我的强硬对策生效了，贼子顶不住了！
继续坚持，再接再厉，以期全胜。
没过多久，部下来报，气急败坏：“萨摩人攻入了金戒光明寺！”
松平容保大吃一惊。
金戒光明寺是日本佛教净土宗的“大本山”，因为位于京都黑谷町，因此又叫“黑谷堂”——这都罢了，问题是金戒光明寺同时还是京都守护职的“本阵”，即大本营，会津藩在京都的器械钱粮都存在那儿！
被人端了老巢了！
本来，金戒光明寺位处紫云山上，颇具地利；另高墙深垒，守卫森严，设防之固，不在皇宫之下。但是，因为预备着和萨摩藩在皇宫这儿大打出手，松平容保把绝大部分的兵力都调到了乾门附近，金戒光明寺的守备就变得非常空虚。再说，也实在是没想到萨摩人会出此损招！
不提防挨了这一闷棍，松平容保的冷汗流了下来。
没有钱粮器械补充，这个仗，还怎么打？
不久，萨摩藩送来口信：乾门换金戒光明寺。
松平容保只好屈服。
和萨摩藩交接了皇宫乾门的防务，松平容保赶回金戒光明寺，点算损失。咦，萨摩人居然什么东西都没搬走！
松平容保一口气懈下来，锐气大失，暂时也不想“反攻”的事情了。
这一番你来我往，后世史家称为“乾门之变”。
就在这时，小栗忠顺赶到了京都。
小栗忠顺是先到大阪的，但他一入大阪，马上意识到，局势混乱至此，呆在此地于事无补。表明了自己在将军继承人选上的立场后，小栗忠顺立即动身，前往京都。
还没进京，在京都门户伏见打尖的时候，小栗忠顺便晓得萨摩、会津二藩，正于皇宫乾门外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大打出手。
小栗忠顺饭也不吃了，立即翻身上马，催骑急进。
但终究是晚了一步。小栗忠顺到了东本愿寺，见到德川庆喜的时候，会津藩已经将乾门交给了萨摩藩。
*（未完待续。）
第四十二章 反悔（）
德川庆喜得知中国大军已经上路，正向京都进发，不由扼腕——早知强援将至，在皇宫守卫问题上，我就该强硬起来！对于自己的“软弱”，德川庆喜不由大为懊悔。
虽然说只让出了一个乾门，但相当于失去了对整个皇宫的控制，因为倒幕派的物资、人员出入皇宫，只要不想让幕府看见的，都可以通过乾门——甚至包括天皇本人。
小栗忠顺倒是劝解庆喜大人，说让出乾门，其时、其势不得不为，不必再做无益之追悔。关键是接下来的棋不能走错。
他向德川庆喜进言：
一，要把精力放在京都，而不是江户。“大奥”里面的那两个寡妇，就算能添点乱，但绝对翻不了天。换一个人接将军的位子，莫说幕臣们不能答应，中国人也不会干。
二，要向倒幕派发动猛烈的舆论攻势。就说孝明帝为宫内近侍和外廷奸党合谋弑杀，天人共愤，中国大军扶顺除逆，进京助幕府“清君侧”——在这种压力下，不怕倒幕派不自乱阵脚。
德川庆喜抚掌称善，依计而行。
倒幕派果然乱了阵脚。
首先是萨摩藩。
萨摩藩是倒幕派，但萨摩倒幕，与热血的长州不同，和“理想、信念”毫无关系，完全处于利益考量。需要的话，萨摩藩也可以瞬间变脸，同自己厌恶的幕府携手，对倒幕的同志狠下杀手——这种事，萨摩藩干过不止一次了。
桂小五郎分析的对，长州藩覆亡在即，萨摩藩确实生出“唇亡齿寒”的危机感；但萨摩藩最终倒向倒幕派，参与皇宫守卫权的争夺，却不是因为桂小五郎和岩仓具视的口才好，而是掌握藩政的大久保利通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中国人不会介入京都的皇权之争。
中国人在长州的军事行动，一直给人“慎重”甚至“保守”的印象，似乎“处处留有余地”。
你看：进占马关之后，迟迟没有向山口进军；进占山口之后，更是暂时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并不乘胜追击，对长州残余势力斩尽杀绝。那位关贝子，很像是对长州藩的“奉献版籍”动了心了呢。
这位关贝子，对长州豪商下手虽狠，但毕竟是长州人意图刺杀他在先，须怪人家不得。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习惯不同，在暗杀和处置暗杀上面，远不如日本那么“随意”、“宽容”——这一点，大久保利通等人是知道的。
对扯旗放炮的长州藩尚且如此，又怎会进入京都，深深介入日本的皇权之争呢？
大久保利通以为，中国对日本的政策，和英国人仿佛，是一种“有限干涉”，目的是在日本维持“力量的平衡”，不使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
大久保利通的判断，不能说错。如果关卓凡不是一个穿越者的话，对日本的认识不包括原时空二十世纪的经验，那么，他确实会如大久保利通所认为的，只对日本实施“有限干涉”，努力在日本保持“力量的平衡”。
可是，关卓凡是自二十一世纪穿越而来。
关卓凡要如何对付和处置日本，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岩仓具视，这班十九世纪的天才人物，是再也想象不出来的。
大久保利通认为，萨摩藩只取皇宫一隅，而战斗并未在皇宫范围内发生，应该会在中国人的容忍范畴之内。这次行动如果成功，可以大幅增加萨摩藩在政局中的影响力，也算是对日本当前的局势进行适度的“再平衡”。
所以，干！
没想到，中国人不但向京都派兵了，而且，算算时间，这支部队应该是在“乾门之变”前就上路了——中国人想干什么？！
不需要幕府大肆宣扬中国大军的兵威，萨摩藩有自己的渠道了解实情。再说中国人大张旗鼓地沿山阳道进军，本来也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萨摩藩很快便掌握了这支中国部队的军力：三千五百至四千兵力，包括成建制的骑兵；五十至六十门新式大炮。
对于京都的萨摩藩的军力来说，这是压倒性的力量。而且，萨摩藩的要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支中国部队非幕府可比，拥有的，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
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和中国人在京都发生武装冲突。
中国人跑到京都来，肯定不是来做调解人和仲裁人的。幕府大声嚷嚷着中国大军一到，就要“清君侧”——不能把这个当成虚张声势。
殷鉴不远，不能重蹈长州藩的覆辙！
所以，大久保利通和小松带刀商量之后，决定：萨摩藩不趟这滩浑水了。
萨摩藩府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