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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的中心,其它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在这种神意政治前提下,君主要注意自己的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第二畴),以引起“休徵”,而避免“咎徵”(第八畴);并遵循岁、月、日、星辰、历数的“五纪”常理,以处理政纪(第四畴);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卜、筮”(第七畴),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刚克”、“柔克”、“作威”、“作福”(第六畴),也就是利用“六极”作威,利用“五福”作福(第九畴)。这样一篇反复向君主提出行动规范的统治经验,其用意在于以此来神化君权,并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这一“**”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第二十六章 周武王分封诸侯()
按照相关历史记载进行逻辑推理,则箕子为帝乙之兄,至少年龄在90岁以上。
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周武王同姜太公、周公旦等人商议,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武王以天子的名义分封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已经受周朝的控制下土地管理,对周的开国元老实行大分封,按照功劳,依次册封:吕尚封于营丘(山东临淄);周公旦封于鲁(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召公姡Х庥谯保ê幽箱鸷邮雄背乔患史庥诠埽ê幽现V莨艹乔患Ф确庥诓蹋ê幽仙喜蹋ТΨ庥诨簦ㄉ轿骰糁荩Х夥庥诳担ê幽嫌硐兀
这里面开国功臣分封中只有周公旦留在中央,说明武王执政已经离不开他,取代吕尚为丞相。其他重臣和亲贵包括吕尚都被打发到封国去了。
作为首封功臣的吕尚(姜子牙、姜尚、太公望、姜太公),于年,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
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明日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吕尚听后睡意全无,急命整顿人马披星戴月赶赴营丘。
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吕尚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吕尚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以营丘为都的齐国就这样建立起来。
吕尚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吕尚便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东海上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狂矞、华士兄弟,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为诸侯做事,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新生的齐国,吕尚认为他们自私自利,不为国家尽义务,是“害群之马”,就下令诛杀他们。这种行为似乎有些霸道,有点后世不入我手的人才皆杀之的意思。
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吕尚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丞相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周公旦说:“为何如此迅速?”吕尚说:“我简化其君臣之礼,顺应原来的风俗去做。”
武王命他在最东方建立封国的意图就是借助其军事才能,为周王朝安抚刚被帝辛平定的东夷各部。
吕尚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吕尚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俗”指“夷俗”,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生活方式;“礼”指“夷礼”,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礼仪制度。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潟(x刹)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吕尚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