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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受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
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商亡于“受德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着《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
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帝辛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在牧野大战后“，商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帝辛的。”因此，“在殷商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帝辛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或武帝’，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商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帝辛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一事，东晋时增加十三事，于是商帝辛就变成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帝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总结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幽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
此外，自盘庚以后，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
第二十一章 周朝建立（）
周武一方给帝辛设立的六大罪状里，排前的便是“任用贱民为官”以及“以贱民辱贵族”。说白了就是帝辛作用下层民众为大臣，侵犯了贵族的世袭利益。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代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或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提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帝辛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