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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昺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荫子、赏赉——却逐渐变成了主要内容。
因此，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还不如说是借用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是皇帝用以提高个人迷信的国家盛典。且将此置于亲祀的场合，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政治特点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赏都冠以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过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亲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时又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的危机。
琢磨透了这件事情，赵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连一脉相承的传统礼法在实际中都不断的在演变、在异化，又何来亘古不变的家法，不过是他们以此作为阻碍自己革新的借口罢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而此次自己亲祭皆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当然所费也皆出自内藏库，这对于赵昺本就已经空了的钱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又是一个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国家财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钱，那时候再有人参自己随意浪费国孥，就不再是诽谤圣上，那是实打实的要老实听喝了。
当下的赵昺觉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阵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脚下炸响，自己都不知道会崩出个什么东西来，但受伤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这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皇权与相权的争斗将更为激烈，却非随着他的意志为转移。
赵昺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要当下去，就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漩涡，要不断的去战斗，也就应了那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当皇帝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终生摆脱不了的梦噩……
第８９６章 龙从风（）
在太常寺选定大婚和祭祀的日子后，礼部开始安排行程和开列陪祭的人员，刑部报备赦免名单，而兵部则负责安排行驾，户部预备所需，而工部则即刻遣人修缮途径道路和圆坛及太庙，仪仗照例由御前护军派遣。奏表很快送到了御前，由赵昺审阅。
赵昺已经想明白亲祭的意义，自然有了自己的主意。在大赦的问题上，他已经考虑过了，如今收复江南不到两年的时间，因而历史负担轻，且朝廷已经减免了许多苛捐杂税，免除了前朝拖欠的赋税，以利于休养生息。因而不存在缓和阶级矛盾的问题，宽赦面大为收窄。
不过赵昺在刑部报上的四赦名单中发现他们罗列了诸多进入江南后被惩处的叛官名字，且涉及蒙元官员，此外还有诸多刑事犯。惩治反叛和汉奸是他亲自下旨惩办的，这也是稳定江南的需要，再说许多人还参与了陈宜中及王真集团，是绝不能宽赦的。
于是赵昺紧急召见刑部尚书邓文原，令他重新开列赦免名单，并将时间段限制在景炎二年知祥兴六年，赦免在这期间获罪的官员及军兵，且将在历次战争中俘获的敌军官兵列入其中。也就是说此前服苦役的俘虏们可以与其他人一样领取薪资，不再是只管饭的苦逼了。而这涉及到整编的数个辎重师和新近组建的北方军团。
邓文原明白陛下这是画了条杠，以进入江南为界限，行朝琼州时期的在宽赦之列，而进入江南后的一律不再其列。显然是将那些获罪的江南旧官和士子们排出在外，让他们不得翻身，这不仅是惩罚也是一种警示。而他也清楚这是小皇帝彰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