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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根据东吴限江自保的国策及对长江防线军事地理分析后，以为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的险要必争之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须、建业等。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大致以西陵、濡须、武昌、建业四地为重，也就是当下他急于占据的江陵、芜湖、鄂州和建康四处。
对于整条防线而言，最令孙吴统治集团担扰的莫过于敌军突破其上游防线，挥师顺江东下，水陆俱进。这样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已”，长江天堑效用顿失，整条防线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军事打击之下。因此，地处长江防线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数千里长江防线上的第一个军事重镇。
陆逊为此曾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荆州可忧。其子陆抗亦认为：西陵、建平，国之藩表，即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鉴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孙吴在此屯重兵，设都督统领，皆以名将镇戊。
作为孙吴最早设置军镇督的濡须，是孙吴长江防线上另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重镇。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无为，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
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
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曾作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为都城。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
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一旦有警，难以及时增援。而武昌则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
孙吴凭借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此外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又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如此孙吴得以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抗蜀汉，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欲向江北进取，争夺江淮。当然这也又巩固长江防线之意，从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权不能将疆界推到淮河一线，而是困守长江，它的处境就很危险。这时它只有一道防线，如果北方军队突破长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毙了。要是能够在淮河一带建立有效的防线，处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权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费很大代价突破第一道防线，再穿越水道纵横的淮南，这个过程要消耗北方军队很大的力量，有时候弄不好还要集体拉肚子。等他们赶到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们在穿越千里火线之后，再就地筹办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这时候，北方军队往往就只能眺望一下长江美景，天气好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看看对岸的江南小妞，然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后的东吴和北方的战争基本发生在淮河至长江一带，双方反复争夺边境的几座城池，拿壕沟围，拿水淹，搞破坏，搞反间，互相使了各种各样伤阴骘的坏点子，后来慢慢地东吴还是吃了亏，边境防线慢慢地退缩到了长江一带。江淮失守使东吴政权实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线的后撤使东吴的首都建业暴露在敌人面前。
赵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当下江南虽已收复大部地区，但是还有残敌占据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时间。就是自己极力要建立的长江防线，也只攻取了下游的数个重镇，中游的鄂州和江陵未收复。因而尚无力争夺江淮地区，而即使作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们无法控制江淮的情况下，即使占领也难以守得住……
第７５７章 难啊（）
赵昺对孙吴的长江防线进行了番研究，是因为其对自己面临的形势相似，但千年之后沧海桑田，形势变迁，他知道这些只能参考，却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边人却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长江防线失守的亲历者，他也与他们做过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归咎于武将不肯用命，临阵叛降；武将则赖文官只知内斗，事事擎肘，贪生怕死。还有人以为权臣操弄权柄，排出异己，打压良臣猛将，自毁长城；也有人说朝廷贪污腐化成风，文臣武将只知不择手段往自己兜里捞钱，导致民怨沸腾，官不思报国，将不愿效力疆场。
当然赵昺还知道他们有些话没说，不过潜台词却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挥霍无度浪费国孥，以致名不聊生，可这些他们不敢明说，自己也只能当做听不懂。反正结果就是谁也没责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个，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钱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愿意破坏这种好日子，宁愿偏安于江南，复国之心已然淡了。那么谁提北伐谁倒霉，谁想复国谁下台，这却可称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过赵昺从众人的口中感觉南宋在江淮一带的防御，淮河、运河和长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线，淮河下游支流汇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御的重点，尤其是黄河入淮的山阳、淮阴一带，夺取河口，便可以沿运河至扬州渡江。所以宋代淮东防御的重点就是沿运河至淮河一线布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这是淮西和淮东过渡连接的地方，向南正对南京；也是北方军队从淮西或淮东方向渡过淮河以后有可能分兵攻夺的地区。
而长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仅是最后一条防线而需要宋军孤注一掷，同时，宋朝也认识到自己在长江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往往具有扭转战局的可能。首先能够利用长江，南京上游的驻军可以迅速集结援防，沿运河从容南撤，重新在镇江以北布防；另外沿江南的运河，江南的军队可以集结在镇江、泰州；甚至江苏、浙江的军队可以沿海路进入长江。
所以长江和运河河道的便捷，使宋军能够迅速调动江南甚至在江汉平原更大腹地内的军事力量；当然就近富庶的鄱阳湖平原、赣江流域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物资，则能很便利的集结以保障军需；再有就是宋军水军的优势，在湖泽和运河地区，北方的优势骑兵多无法施展，虽然北军从淮东南下，并有渡江计划的话，最初预备的船只不会很多，更多的船只需要在到达长江北岸后加紧制造，仓促之际北军的水师相对不会占优势。
另一个方面就是赵昺问过的行朝中无论是朝中重臣，高级武将，还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对‘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认为要想保住江南必须要夺取江淮，且要确保荆襄之地。对此他也做了些功课，觉得不无道理。荆襄地区和两淮地区，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够互相援防的优越条件，这一点，增强了南宋在淮河和长江之间东西的宽阔地带有力阻击北兵信心和优势。
当然这一条件的实现的前提是，荆襄方面的襄樊的防守必须是稳固的。因为只有这样，原来作为荆襄后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区的军队，包括鄂东北黄、蕲、舒方向的军队，分别从长江和长江北岸的平旷地带分兵向东增援两淮和长江的战事，岳飞部下的部队就曾沿大别山南向东增援过淮西。
而且荆襄和两淮之间本身也安置了在两地之间就近增援的军队，这就是驻守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