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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人你刚从硭洲岛回来，现在行朝情形如何？”应节严问道。
“抚帅，行朝移驾硭洲岛后，以陆秀夫为右相主持朝政，枢密副使张大人主管军务，曾渊子复任参知政事，协助陆相管理朝政。现岛上正大兴土木修建行宫，似要常驻于此。”江璆回答道。
“太后和陛下可好？”应节严点点头问道。
“禀抚帅，叔父祭奠，太后和陛下遣人送来仪礼，也未得召见，因而不知详情，想是一切安好。”江璆回答道。
赵昺和应节严对这些情况基本已经获知，当堂问答意在通报给各人知晓。接着刘洙又禀告了钦州之战的情况，整个过程基本上按照计划行事，一战之下尽毁元军钦州和合浦两个水寨，烧毁敌大小战船四百余艘，杀伤敌兵四千余人。因此战是突袭，又以火箭弹实施远程攻击，因而我军伤亡甚微，遗憾的此战战果虽丰，却没有缴获。
如今帅府军先败刘深，又尽毁阿里海牙水师，两广地区已无敌大队水军，琼州可保一时无虞。赵昺下令赏赐有功，将战果通告各州县，以振军心，以安民心。而他也知道两战之后，帅府军虽名震两广，但也暴露了实力，引起敌军的重视，以后免不了还得接着打。
随后，转运副使陈则翁汇报了难民安置和垦荒的情况。自去年起至今共来琼两万余户，有丁二万六千余，八万七千余口。其中安置在琼州城外三千余户，垦田六万多亩，修渠十里许；迁往吉阳军一万七千户，垦田三十多万亩，在辎重军的协助下修筑水渠三十里，蓄水堤坝七座。为安置难民共修建房屋一万五千多间，发放安置费四十余万贯，耕牛五千头，粮食六万石，农具一批，耗资近百万贯。
现在按照二十五户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二百户为一里编户，除里长由各县派出外，保长皆由难民中选德高望重，公道正义者充任。同时按照两户抽一丁的原则编练乡兵，每里为一队，每大保为一伙，农闲时训练，战时充当后备军，就近接受州县调遣。同时每里配备塾师二人，乡医一人，由州县补贴薪俸，服务乡里。
现在各项安置工作都已经进入尾声，现在就等农时一到便可播种，但现在如何分配，如何收取赋税还未定下。因而还需早作定夺，以安民心。赵昺让众人商议出方案后，再报之制司，待自己审阅后再议。
而后应节严以为在七洲洋海战中，摧锋军的龙船表现最为出色，取得的战果最大。提议利用缴获的战船再改造龙船三十艘，同时将摧锋军一分为二，恢复勇敢军军号，扩编成两队以龙船为主力战船的水军；另外，鉴于殿下亲卫营力量薄弱，应与扩建。为了不增加帅府的财政开支，在不增加现有兵额的基础，他建议从帅府各军和水军，各抽调一个指挥与亲卫营合并为成立帅府护军，兵额以五千人为限。
应节严的提议不待赵昺表态便全票通过，大家都清楚能阻止殿下一次不参加战斗，不可能次次都挡着他不让上战场。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刀枪无眼，若是一个照看不到让殿下有所损伤，大家是万死莫赎，多一个人总是好的。因而表示全力配合抚司的安排，抽调军中精锐兵将补充入殿下的亲军。对于扩充亲卫营赵昺早有打算，但还未来得及与应节严商议，今日其主动提出将亲卫营扩编五倍实出他的意料，一时琢磨不透老头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三日后，转运司会同常平司和总计局编制的土地分配和税收方案报到了赵昺的案头，他只一看就脑袋疼。不禁土地用途名目繁多，且各种税费的收取更让人眼花缭乱，他不得不把庄世林召进府中为自己讲解，才弄明白其中的意思。宋代耕地总的来说有两种，一是民田，一是官田。民田指地主和自耕农的私有土地，官田则是为国家或皇帝所有的土地。官田包括屯田（军种军食之田）、营田（民种军食之田）、职田（补充官吏俸禄之田）、学田（供办学经费之田）、仓田（供仓储赈济之田）、公田（中央或地方官吏所管之田，如官庄）等。
田赋基本分为五种，一是公田之赋，即对官庄、屯田、学田等官田所征之租。官田一般由农民佃耕，国家征收官租（佃租），租额约占收获量的三成。佃租之外，还要缴纳一般的田税。两者合计，官田之赋约在半数左右；二是民田之赋，即百姓私有土地的田赋，一般以什一为正赋；三是城郭之赋，是对城市居民征课的宅税、地税；四是杂变之赋，是向各地征收的土特产，属正赋之外的苛征；五是丁口之赋，是南方地区对丁男所征的丁身钱米。但这些都只是明面上，其中还有各种其它林林总总的附加……（。）
第307章 如何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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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皆是以农业为基础立国，可到现今问问最苦逼的人群是是谁，二十年前的答案依然百分之百是‘农民’。在宋代农民占据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那么田赋也就成了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
宋代的田赋征收以田亩为依据，将田亩按土地质量分为若干等，按等确定每亩税额。仍沿袭两税法，分夏、秋两次缴纳，夏税六月一日开征，税额以钱计。秋税十月一日开征，以米计。宋初曾按中、下两等均定田赋，田赋缴纳物有固定的品种，如夏税以征绢为主，用于军衣及官吏衣料之需；秋税以征粮谷为主，用于军粮民食之需。
宋代两税按亩征收，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可是经不住有人会变通。赋税虽有规定的征收品种，但官府可根据当时需要，变换征收品种，这就是所谓折变之法。按规定，变换品种时，必须使它们的轻重即价值相等，但实际折变时并不遵循这一原则，折变成为官府利用物价波动搜括民财的一种手段。
另外，田赋按规定应在当地缴纳，但官府常常“以有余补不足”为理由，把所征物品让百姓从此地输往彼地，从近处输往远处，这就是所谓支移。支移所需费用完全由纳税人承担。不愿支移者可以纳钱，称“道里脚价”。百姓为了免去远输之苦和支付道里脚价，往往到指定的税粮输纳地购粮缴纳。地方官往往借支移之名盘剥百姓，本来可以就近入仓的税粮，也强迫百姓缴纳道里脚价，直至将支移脚价并入正税征收。
宋代田赋在支移、折变之外，还有其他各种附加，如属手续费性质的头子钱，名为储粮备荒的义仓税，以及沿袭五代的农器钱、牛革筋角税等。另外还有蚕盐钱，醋息钱，市例钱等等。附加税项目众多，且不断增征，寸积月累，很快超越正税，最终农税总额在南宋末叶逾超正税三四倍多。总之，北宋以至南宋，田税的附加税名目繁多，有的遍征全国，有的专征数郡或一地，有时兴，有时废，不一而足。
除过依照土地征收的正税及附加税外，针对农民的还有徭役。宋朝的主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差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工，一些有权势的地主都要设法逃避，最后大都落到中、下户头上。他们一旦承担了主管官物，负责辇运的衙前等重役，往往倾家荡产。另一种杂徭，则几乎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以致朱熹都看不下去了，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赵昺前世也算半个‘宋粉’，听罢庄世林的解说立刻粉转黑了。这哪里是人人想穿越至此的大宋，分明就是黑暗的‘旧社会’，即便是在被标榜为清明时期的仁宗、神宗朝也与史载相差甚远。就说义仓税，它就源于以亲民著称的仁宗皇帝，当时主要面向富裕农民征收，即三等以上户及大中地主，以处义仓防备水旱。可到了哲宗朝就改为纳粮至地方仓库，以之补充国家的经费。于是就失去了义仓的原意，成为一种税收。
不过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宋代是一个文治社会，一个文人当政的国家，而文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耍笔杆子了，正是他们将许多丑陋的劣行掩盖在光华的文章之下。一些良好政策多停留在纸面儿上，就未得到实际有效的贯彻执行，许多苛重的税收名目也在妙笔之下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使许多原本应该施行的政策陷于反反复复的争议，讨论多，做事少，许多良好的政策最后只能保存于一些人美好的想象与繁多的文牍制度中，而在社会上通行的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弊政。
此外宋朝也讲究GDP，对地方官员的政绩有以课税收入作为奖惩的政策，课多者奖励，课少者责罚，另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