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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州时，赵昺也曾想到过这么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却没有刻意寻访，因为他在琼州时已经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以增加外贸收入，现在随着收复江南，匠作监的北迁，这项技艺已经完整的带到了江南地区。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来，这项织布工艺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妇女完成了，为何？原因很简单，读书的士人谁会去做这个呢？
可能有人觉得如此说法太过偏激，宋朝也曾经出现过《营造法式》和《梦溪笔谈》这些记载了古代科技和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理论文献。但是赵昺会告诉你，那只是沧海一粟。
就说《营造法式》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但后世都知道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
即便此书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
另外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诫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书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写《开工天物》一书的宋应星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的屡次失利，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可以锁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朝贡制度使得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导致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赵昺记的前世的书中说大宋的工匠会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感受却是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监和都作院这些‘国营企业’，工匠们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狭窄的作坊中工作，领着勉强糊口的薪俸，与包身工无异。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能够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
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
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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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6章 沉痛（）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了惶恐，还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巅峰时期，而以他所见到的几座大城，无论是初时的广州、泉州，还是收复江南之后的临安城，遍布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其中自然有刚刚经历兵火之故，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没落。
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