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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赵听着听着就觉得俩老头儿此时与自己讨论之事，好像醉翁之意又不在酒，似乎在给自己下套，但他一时也勘不破，只能耐着性子听。但终归心中有事，看着那尺把高的文卷，不知道要几时才能说的完，不免着急起来。
“儒家治吏，讲的是伦理，靠的官员自律，两位先生以为可对？”赵终于按捺不住，趁刘黻喝茶润嗓子的空当插嘴道。他知道有需求便有人来思考和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进而历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而儒家讲的是自律，他如此问自然也有对西征另遣重臣监督有不满之意。
“陛下所言不错，但世人非圣贤，皆有趋利之心，非是仅靠自律便可解决，因而便需要有法及有司来加以限制和监控。”应节严在旁不慌不忙地答道。
“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此与陛下常言的依法治国并不未杵。”刘黻也接着道，“儒法二家治国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亦是相辅相承。而从圣王的角度讲，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因时而异，侧重往往也只是一时的需要。”
“嗯，两位先生所言极是，继续吧！”两个老头儿两句话便将赵的话头给打断了，只能接着听，可被怼了回来，不无郁闷。但他也知此理也对，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此陛下想必也以知晓。”刘黻此时接着讲道。
“朕知道！”赵点点头，有些心不在焉地道。早在琼州，此节应节严和邓光荐都给他讲过，不过应节严侧重的是圣王之道，邓光荐则是君臣之道。
他知道这里人主便是指君王；啬夫，在古代是乡官的称谓，《管子君臣》把啬夫分为两类，吏啬夫和人啬夫，其云：“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在汉代啬夫也是乡官的名称，有的时候县令也称啬夫，秦代有县啬夫，总之啬夫是基层政权的官吏。
韩非子这里讲的是在啬夫管辖的区域内有失火的事件，啬夫要追究他失责的行为。失火以后，官吏自己去救火，那只是你一个人的个人行为，说明你做官还没有到位，为官的责任是组织民众一起去救火，他应该“操鞭使人役万夫”，调动所有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才算尽职。
其观点是君王的职责在于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而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的行为，亦不能去责怪百姓。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鞅的《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刘黻见皇帝点头，又接着讲道，同时抬头看向其。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赵知道其意在相询自己是否能听得懂，点点头道，又示意其可以继续。
他知道这一段话讲的道理，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驺与虞是养马与赶马的马夫，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
商鞅，他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
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那为官的怎么办呢？就只能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往往是串案、窝案。
诸如现代在一个单位内，搞的一点小金库，如果单位内的一把手在单位成员之间的分配是均衡的，大家都受益，即使那小金库的收入是非法的，在小金库内部相关人员之间，由于有共同的利益，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
商鞅的意思就是要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这是我们建立监察制度，组织监察机构在思想认识上最基本的前提。当然也是宋朝政治制度相互制衡的理论基础。而赵的回答也是出自商鞅之言，其所说的丞与监是地方行政机构的两个系统，丞是行政系统，监是监察系统。
丞相的行政系统，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百官之长，也就是朝廷负责日常政务的长官，郡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在隶属关系上是属于丞相管辖的，而丞相任免的权力则在皇帝。另一个则是与丞相这个行政系统并立的监察系统，在地位上贰于丞相。
御史本来是皇帝左右记言记事的官员，通常是作为皇帝左右亲信发展起来的，是皇帝身旁的耳目，办理秘书事务的成员，原始的地位不高，但是与皇帝的关系比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更亲密一些。而丞相位高权重，不便差遣时，便让身边的御史去办一些事务，皇帝要查办的一些案子往往让御史去办，御史台的长官便是御史大夫，副职是御史中丞。
在地方上的监属于御史台管辖，故“置丞立监”是地方上两个平行的机构，丞是行政机构，监是监察机构。秦代地方行政系统是郡县二级制，郡的行政长官有守、监、尉，守是郡的行政长官，他的佐贰便是丞。监，负责地方的监察，尉是负责军兵和地方的治安。
而县一级在秦的时候，设令和丞，县令是一县之长，有时亦称县长，丞是县令的佐贰。县丞还负责县内的仓储和刑狱，大的县还有尉，县尉负责地方的治安。县一级没有监，郡的监负责属下诸县，故“置丞立监”反映了地方行政系统的两个平行的子系统，一个是行政，一个是监察，分别上属于丞相府和御史台。
中央对地方行政机构政绩的考察，亦有两套平行的体系，一是自下而上的上计制度，即地方向中央上报的年度政绩考核报告，包括户口的损益、垦田数字、赋税的收支、徭役的征派、地方的灾变及治安状况，类似于当前年终的总结。这一套上计的制度古已有之，在战国时便已实施了，但现在似乎以gdp为主了。
二是自上而下的派遣御史到地方上去巡视或巡行，由巡视的御史向中央报告地方官吏执政的状况，正如当今中央派巡视组赴全国各地视察那样，这样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渠道的考察，才能确认地方行政的状态，前者是行政系统的考核，后者是监察系统的考评。
“陛下所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