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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占领德国后，德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的技术文件和生产设备都被苏联工业拆迁部门搬走，以作为对其为纳粹德国宣传服务的惩罚（遭到同样对待的还有德国大众公司和生产国民收音机的厂商）。
所有生产芬达的设备，都被运到了苏联境内，并且在曼图洛夫的安排下，由一家位于新西伯利亚的食品加工厂所接收，于1945年年底开始投入运作。
当然，为了迎合苏联的政治需要，新生产的“芬达”（名字也懒得改）饮料采用了带有革命元素的包装（比如说加上个镰刀锤子、斯大林头像什么的），新的广告上还加上了社会主义标语，为芬达这种本来充满资本主义特色的饮料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元素之一。
从1945年投产以来，芬达已经攻略了苏联全国市场，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进军。但在热销的同时，一些知情人士也在吐槽新西伯利亚汽水厂（生产芬达的厂家）的“山寨行为”。
过了不久，当这些意见送到厂党委书记案上之后，厂方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能够洗脱“山寨罪名”的方法，那就是推出其他果味的汽水饮料（包括苹果味、葡萄味等等）。
1946年年初，葡萄味的芬达开始推出市场，随后又有柠檬味，苹果味的汽水陆续推出，令苏维埃人民提前几十年喝到了汽水。
作为一名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曼图洛夫对于这样的现象还是感到有些违和的。
但无论怎么说，能在1946年的炎炎夏日喝到冰冷的橙味芬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简单的享受。再加上身边的美女，还有涅瓦河畔的优美景色，使他有一种置身于天堂的感觉。
“沃罗佳，如果没有你的话，苏联人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喝芬达呢？”
曼图洛夫牵着卡蒂娅的玉手，闻着卡蒂娅身上发出的雌性香气，说：“普通工人的话，至少要等四十年，官僚的话，等二三十年应该就能在特权商店里搞到了，但价钱应该也不会便宜。”
“以前，我还没怎么察觉到我们国家和历史的改变，因为以一个普通国民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数字，版图变化，局势变化，还有政坛上的变化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在意的。
这种改变，当我们离开战场，离开政府办公室，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察觉得到了。
但文化和饮食则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影响着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改变能在每个层面上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在各个层面都能察觉到，感受到。”卡蒂娅也被这样的现象所震撼了，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真真实实地感受着历史的改变。
366 列宁格勒的气氛（）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个真正讲道德和人性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剥削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讲求道德。
无论怎么说，剥削都不是一种符合道德的事物，所以这样的事物是一定会被一个讲求道德的社会所唾弃的。
但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剥削却依然存在，而且为领导阶层的‘同志们’所维护，所推崇。
这样的社会和充满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剥削者的形象和身份不同而已。
怎么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剥削者是掌握生产资料和巨额财富的资本家。而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的剥削者就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
在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开始出现了一群“敢于发言”的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当中，有不少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他们受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哥哥）的影响。
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思想，在苏联这个比较严格保守的国家里，已经算是比较“开化”了。他的思想比较倾向于自由化和道德化的路线，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思考，推荐学生们研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群体当中组织了起来，他们被鼓励批判思考，自由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
这些言论当中，有不少是反对斯大林政府的，但在列宁格勒这种鼓吹自由和批判思考的气氛下，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往往不会惹上什么事情。
就算惹上事情了，那也有列宁格勒大学的人为“倒霉”的人做担保，而在列宁格勒大学（也就是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政治局委员，而沃兹涅先斯基的背后，还有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
在列宁格勒，几乎没人敢得罪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恰好就是苏联政坛中，掌握着巨大政治力量的“列宁格勒派”。
这股政治势力在中央的力量虽然并不足以让他们呼风唤雨，但至少目前来说，他们在列宁格勒这个地区也已经拥有近乎于“呼天唤雨”的力量了。不但是市委，就连市政府，市苏维埃里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都是“列宁格勒派”的人。
在一个地方里，得罪当地的党政领导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所以很多在列宁格勒生活人在发现有列宁格勒大学学生怀有反斯大林思想或者倾向后，一般都会选择隐瞒。
少数选择举报的人可能会成功，但就算成功了，最终被举报的人也有可能在大学方面的担保下逃过一劫。
也许，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鼓励批判思考，推崇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以招生的方式“拯救”“人民公敌”子女的行为也是值得赞扬的。但这样一来，那些曾经受到苏维埃政府压迫的人可能就因为得到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庇护，处境暂时安全，而开始变得毫无顾忌起来。
部分学生批评政府的言论或许还是对的，苏联政府目前来说还暂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由党内官僚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所引起的，但结果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往往被归咎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身上，令人对斯大林，乃至于整个党内的所有干部都产生抵触之意。
一些“人民公敌”的学生更对这些问题“深有体会”，他们亲身经历了父母被内务部人员逮捕的痛苦，自己被迫过上“人民公敌”子女那种饱受歧视，不受公正对待的生活，自然对内务部及其背后的政权抱有不少怨气。
当他们有机会发表反政府言论，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时，这些人民公敌的子女往往会说出一些更加激烈的言论，并会把自己家人的经历用作为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例子”，从而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每次说起的时候，心里的怨气也会随之爆发，往往会在这种急待发泄的情况下说出不该说的东西。
“柳德米拉，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一名年轻男子打断了柳德米拉的话语，毕竟这里是公众场合，一个人民公敌的女儿发表这些映射政府的言论很容易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惹杀身之祸。（虽然她并没有提到斯大林，只是在批评他口中的“官僚主义分子”。）
“我说的有错吗？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的确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广大的人民。我们的党，还有我们的领袖也是不容忍他们的，我说的这些难道不符合路线吗？”柳德米拉用带有讽刺性的口吻说道。
她说的话，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柳德米拉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刚才所说的话语，也不相信党会接受自己的言论。在她看来，如果党真的不容忍这些官僚的存在，那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怎么没有丢掉官位，怎么还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呢？
她想到的唯一能解释这现象的原因，就是斯大林也不反对，甚至是默许这种现象的存在，甚至也在参与着部分的阴谋。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其实斯大林也曾经多次发表反官僚主义言论，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执政党都会有这些机会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存在，所以他一直以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