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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葛厦政府方面的举棋不定、临阵换将、布置失当相比，国防军则布置十分周密。12月3日，吴子玉在玉树向第50山地师、第60山地师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注意自身安全，团结藏族人民，严格军事纪律，发扬国防军战必胜攻必克的精神，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彻底光复雪域高原”。
共和9年12月6日，昌都战役的序幕拉开后，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的北线右路部队（快速反应66师为主力配合几个营的原滇军骑兵），在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青海、**），14天走了约1500华里，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及许多不知名的山河，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打了几仗；因连续行进，许多战马先亡，不少骑兵变成步兵，终于在前指要求的时间内，赶在藏军西撤之前到达昌都以西称为“五路口”的恩达，艰苦地完成了大迂回包围的任务。然后从西往东堵击由昌都撤出的藏军，胜利地配合主攻部队，将昌都地区的藏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
迂回部队渡江后，南北两线的两个山地师的攻击部队，分别在几个渡口陆续渡过金沙江，迂回部队和跟进的北线左路主攻部队渡江时未遇藏军抵抗，北线左路和南线攻击部队在德格岗托和巴安（现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两个点渡江时遇阻强攻，都被我军炮火击毁，部队在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后，北线左路主攻部队在小乌拉等地遇到藏军较强的抵抗，不过藏军在我山地师的75山地榴弹炮和迫击炮的火力压制下被歼灭或弃阵溃逃。
为了不给藏军**机会，各部队忍受着空气稀薄、饥寒、劳累等痛苦，日夜兼程，连续作战，连战皆捷。岗托方向的北线左路攻击部队在追击中，于同普之足雍将大股藏军歼灭。南线之山地60师某团，歼藏军近一个甲本（相当小连）。在国防军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藏军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于12月21日率部起义，宁静（现芒康）和平解放。此时滇军改编后的国防军云南边防总队第4纵队，消灭和驱逐“民兵”、僧兵和一部藏军，占领盐井等地区。快速反应66师第二团随后向西发展，并分别执行拦截藏军之任务。昌都藏军无力抵抗，弃城西撤，北线主攻部队山地50师随之进城（左路部队和山地50师一个团相继跟进），并消灭没有撤走的藏军200余人，昌都从而解放。昌都总管唐普旺吉率残部西撤至拉贡附近，当听说国防军已堵住去路后，折回昌都西的朱古寺，与国防军联系后，令藏军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共和10年1月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
从12月6日至1月4日，昌都战役历经28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报务训练师纽曼中尉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光复**的基础。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各地后，拉萨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恰在此时，一支由4架大型飞艇组成的巡航飞艇编队出现在拉萨上空，当然是夜间，趁着夜色浓重，一支140人的突击部队701战术特战连带着全副装备，在统调局的藏族特务人员的指引下降落在色拉寺以南的一块坝子上。手持管道工和精确秦弩的士兵，还得到了四门60迫击炮和10支50掷弹筒的支持。此刻拉萨失去连各个宫殿和政府部门的卫兵算上还有一个半代本，而且大多在布达拉宫外的鲁普岩寺宿营。被特种兵冲进去一顿狂虐，剩下的不到200人都选择了投降。而葛厦政府内的一个甲本的士兵还在政府官员的指示下继续顽抗，企图拖延时间，不过在迫击炮的轮番轰击和改装为空中炮艇的飞艇的联合肆虐之下，没坚持过半小时，结果被铝热燃烧*弹给一锅焖了。
藏传活佛看着东面葛厦政府的冲天大火和在黎明的晨曦里依稀可见的围拢过来的士兵和飞行炮艇，他的面色无喜无悲，只是把手揣进了大袍子的内衬。不过等喇嘛们聚集过来聆听佛旨的时候。活佛只是很疲倦的转身去坐禅了，在空荡荡的长廊里留下一句：
“太阳升起来了，迎接信众们吧。”众喇嘛面面相觑，门外人倒是不少，是不是信众不清楚，不过手里的家伙可真能送人上西天，至少比起他们的转经筒效率高的多。
大喇嘛好歹明白事理，略微一琢磨就明白了老大的意思。高宣佛号，给小喇嘛们吩咐一声“开门迎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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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四节 廉政风暴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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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向赌档收钱，市民去到医院要给钱那些护士和护工，乡下的税吏刑名更是贪污腐败的肆无忌惮。不去实地调查，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共和国的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一位刚刚从上海青干院毕业的公共管理毕业生被联合议会指派到了广州江门去搞社会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直言不讳的对共和国里的贪污腐败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这是当时城乡社会的一个常态，即使连救命的消防队伍也是如此，“有水放水没水收水”，说的便是那时各个城市消防队贪污腐败的写照，即是消防员到达火灾现场，如果没有收到贿赂，就不会救火，直接收队。”
其实不管是一开始的直系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南京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无论是在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际行动中，对贪污腐败行为，都采取了打击措施。
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独裁等等状况都表明，体制本身造成的权力不受约束，决定了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反贪斗争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
更有甚者，最高统治者纵容甚至参与各种“陋规”的分配。“陋规”是一种不正当的违法收入，从清代传承下来的各种“陋规”，在共和时期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各层官员有之，甚至总统也参与其中。
“革命政府时期的两届总统皆涉身其中，以胡传儒为例。”社会调查处的何涛举例道，“根据自乔夫任大总统时开始的‘陋规’，新总统到任后，照例应当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部总长亲自送交新总统，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另50万元给财政部总长。
而胡传儒到任后，这笔费用由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邹鲁送交，胡传儒竟全部留下，未按惯例给邹鲁50万元，邹不好意思索要，其他阁员也不便代索，这件事无形中就搁置了。
直到广州光复以后，邹鲁逃亡南洋，居无定所。有人劝胡传儒还给邹鲁一部分款项，借资补偿其损失，胡传儒也只给了邹鲁8万元。
“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污行为比比皆是，自北洋开始，经乔夫、黎元隆、胡传儒乃至地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程德全、程符、熊克武、刘存厚等大小军头，无不是带头为之。”何涛说。
至于乔夫、黎元隆为了稳定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要收买本派系的实权人物，还要试图收买一部分吴宸轩方面的人物。其中，前者的收买支出支付的次数最多，也很最复杂；后者的对xiang不乏当权的军政大员，不过通常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已。
与此同时，革命政府还注yi到需要收买新闻界、文化界人员的“采访”“通讯”“宣传”等行动费用，用以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
在带头贪腐的同时，乔夫等人为了反贪腐也做了一系列的举措，应当说，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也起到了一些防止权力过分滥用的作用。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本就如同隔靴搔痒，何况从总统的角度来说，也是实行不下去的。随着政府机构组建日趋完备，职权日益增加，官吏违法失职行为也日渐增多，开始危及南京政府的统治。
共和三年，乔夫曾经饬令林依然建立了法律院肃政厅，专司违法和失职官吏的举发。可惜的是，肃政厅仅存在于乔夫时期，且一心想要独揽大权的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