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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括苍山》下笔之初是打算我死后三十年再出版的，所以写作中我什么顾虑也没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但不去考虑“四人帮”的文学高论，就连平时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的观点（例如否定洪秀全）和故事，也敢于大胆地抒发了。
我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以后，好多读者和评论者都说书中的谢三儿谢振国写得比较成功。这个人既非气壮山河的英雄豪杰，也不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是一个偷坟掘墓的职业“采蘑菇人”，既好酒，又好赌，更好色。但是他有正义感，同情穷苦百姓，反对官府豪绅的欺压。吴本良身入囹圄，是他打地洞把他救出来的。从此跟着吴石宕人一起造反，当了个探子头目，手刃了出卖他的仇人之后，多次为山寨刺探军情、传递消息、盗宝助饷，对于山寨的建立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为他有好酒好赌更好色的毛病，吴本良婚娶前夕，派他到雪峰山去请朱松林赴宴，路过县城，被开茶馆的仇人认出，先用美人计骗他下场赌博，又用蒙汗药将他麻醉，掏出书信来给署理守备的林炳看过，不动声色地依旧放他走路。结果官军会合民团趁山寨上大办喜事之机，半夜偷袭，吴本良只带少数头领突围而出，几乎全军覆没。谢三儿被官府所捕，在牢房中自裁身亡。可以说，白水山山寨有一半儿是毁在谢三儿手里的。
人们都以为《括苍山恩仇记》中的谢三儿是我创作出来的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按照真实生活中的谢三儿塑造的，连姓名都没有改动。因为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酝酿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每逢我的笔下写到这个人物，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活生生的谢三儿。
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来怀念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社会学老师啊。
在《括苍山》中，我已经用隐晦的笔法告诉读者：卢尚书的真坟，是谢三儿找到并挖掘过的。不过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珍宝全都取出来。他曾经设想一旦功成名就以后从前线回来再开发这一地下宝藏，与他的女人们共享，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女人，他客死江西，再也回不来了。今天，我干脆不顾一切地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卢尚书墓的情况全部公诸于众，如果有人还想去发横财，不怕上当，那就请便吧！
──原载《章回小说》1998年第11期
附录二：
城隍娶妻的故事
一、引子：小说中的故事也可能是真的
1998年11月，《章回小说》杂志发表了我写的小说《我的舅舅是神偷》以后，我一连收到了好几封读者来信。有的小说读者同时也是我的电脑教材的读者，我的电脑教材上都印有我家的地址，给我写信并不难；但有的读者并不知道我的地址，因此有几封信还是通过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转来的，可以说来得真不容易。
这些来信中，除了说几句“小说写得真好”之类的恭维话之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都不相信我所写的“神偷”真有其人。有的说：小说嘛，是“创作”也就是杜撰出来的故事，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即便有几分真的，也被作家的生花妙笔随意演绎，变成假的了。有个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小姑娘叫艳青的写信来说：因为您是个老作家，我对您绝对信任，所以我才相信您所写的是真事儿，要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说到底，其实她还是不相信。
对于这些读者，我都回了信，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再三说明我写的神偷谢三儿，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听说、这样看到的。至于他是不是真有这样高明的本事，真的能够在四个小时内来回走一百八十里路并作下了案子，真的曾经从卢尚书的坟墓中取出过金银元宝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一方面是人云亦云，一方面是听谢三儿自己所讲，由于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至少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
什么叫“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呢？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了。
我的故乡浙江省缙云县，是个相当特殊的地方。一方面，由于缙云地处浙南山区，早年交通闭塞，乡村百姓之间，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没走出二十里地之外的，并不是少数。因此这里几乎是一块封建时代的“活化石”，到了三十年代，乡民的风俗习惯，基本上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模式。另一方面，缙云又是个文化相对发达、民智相当开通的县份，读书人多，做官的多，外出闯天下的多。不说唐代名文《虬髯客传》的作者杜光庭是缙云县人，历代当过尚书、侍郎等“部长级”大官儿的，也为数不少，单是清代末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老前辈，人数就相当多：与秋瑾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丽水光复以后当过军政府督军的吕逢樵，就是我们缙云县壶镇人；此外还出个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一个外交部次长，还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军”的军、师、旅、团长，至于团以下的营、连、排长，那就多如牛毛，海了去了。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去台湾的缙云人就相当多，后来台湾的空军副司令、《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都是我们缙云人。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我随父亲回到浙南这个弹丸似的小县。这里是老少三辈儿，三个时代的人和平共处，各领风骚：老的居然还有留着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年人辫子虽然不梳了，却把前脑门儿剃得雪亮，留着齐脖子的长发，年轻的一代则不是分头就是“簸箕头”，而“到大地方走过”的人，则又是西装革履，洋派得很。当时县城里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两所中心小学，乡村里大都还是私塾。时局紧张的时候，我们全家逃进深山里，连我这个从上海来的穿西装的“小少爷”，都进过私塾跟白胡子村学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
我这个人从小就放荡不羁，喜欢游荡嬉戏，更喜欢赶热闹，不是个“读书种子”。特别是父亲和哥哥去了抗日前线，不识字的母亲管不住我，于是在一帮调皮同学的带领之下，经常逃学去参加“校外活动”──诸如到杀人刑场去看枪毙看杀头、随着求雨大军去看求雨、到婚丧喜庆人家去看盛大的场面，甚至与同学们一起赌博：掷骰子、打麻将、推牌九，什么都干。
四十年代初，这里有一个时期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寇三方面“拉锯”的“锯口”，有些地方则成了政权、军权都鞭长莫及的“三不管”的“真空地带”，于是处理罪犯的生杀大权落到了“族长”或“自卫队”的手中。动用“族法”或民间私刑处理起罪犯来，比“官法”要厉害得多，不但还有杀头枭首、腰斩示众这些残酷的死刑方式，有几次族中处死谋杀亲夫的“淫妇”，居然还动用了“沉潭”（绑上大石头扔进水池里）、“骑木驴”（剥光了衣服骑在一段木头上被抬着游街）和“点天灯”（把人裹上棉花浇上桐油脚朝上绑在柱子上点火烧死）的惨刑。
我逃学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学期旷课214 课时，为此遭到过老师的训斥和母亲的痛打。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恐怕就不会有我那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括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