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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弗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挣扎，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直至踏上毁灭之路。
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所谓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弗吉尼亚则不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
母亲朱莉亚，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弗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他们代表往昔，代表那个时代，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她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她活在记忆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把往昔凝结为《出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伟大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
弗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象，穿着破旧外氅，注目凝视着，挺直身体滑行而过。母亲的幽灵控制了弗吉尼亚的心灵。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随后驱除它们。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
“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弗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那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处处存在——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她就在那儿，美丽，有力，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
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更彻底地要求占有渐渐走向迷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而她则始终准备着加入到她们中间去，和他们拥抱。
“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务。”弗吉尼亚感叹道。她决定把这桩事务彻底卸下，走向虚无之境。
弗吉尼亚投河前留给丈夫伦纳德一张字条：“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他。她以这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
2001年1月10日
阅读书目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林德尔·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离开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八十三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10月28日凌晨，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家出走，究竟往哪里去，他没有明确的打算，只十分模糊地想过：
“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这种想法与他笔下的安娜简直如出一辙。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里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托尔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妇，一位是伟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经脱离了历史状态和文化的全部环境，后者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犹疑、弱点，他们同样执拗，同样神经质，同样深陷于尘世与肉体的苦痛中。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要去死。他们出走时急切、压抑的表情像所有负气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离家出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离开了家的遮掩，离开了爱的羽翼，肉体和精神都开始漂泊，意味着他失去了地上最安全的居所，也意味着一个人自我放逐，不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托尔斯泰出走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身体又虚弱，在家稍微累着一点就躺倒，出远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不过这倒很好。”只要不像世上的人，而是像野兽那样去死。他说：“有时我真想离开所有的人。”
“离开所有的人”，对托尔斯泰和安娜，竟然都构成了唯一的压倒一切的诱惑。安娜在火车站里，当自杀的念头尚未完全攫住她的时候，她望着投到布满沙砾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自言自语道：“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摆脱（离开）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念头啊，它将导致三种完全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出家，一种是行乞，另一种是死亡。耶稣基督曾经叫人离家出走，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历史上这种善男子有乔达摩王子，有尤利安，有圣方济各……也许还可以算上列夫·托尔斯泰了。可是托尔斯泰在“离开所有的人”的途中就死了。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他和安娜一样悲惨。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离开所有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和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安娜出走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便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既存在于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存在于托尔斯泰的日常思考中，尤其存在于托尔斯泰从出走到弥留的每一天的言行中。
11月1日，在阿斯塔波沃小站，重病中的托尔斯泰给长子写信，有好几次他因为泪水堵住了嗓子而不得不停止口授：“我亲爱的孩子……我还想劝告你考虑考虑你的生命问题，想一想：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那些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的观点，并不能给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指导你的行为。而不明意义何在、也不能从中得出不可改变的指南的生命只是可怜的生存。”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出路何在？为什么生命中充满那么多的矛盾？为什么生命必须背负一个沉重而有限的肉体？如何给予生命以最大的甚至不朽的价值？为什么会有死亡……这些问题时刻缠绕着托尔斯泰，使他至死都得不到准确的验证。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有关死亡的问题又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因为死亡带走了看似永恒的一切。
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公爵听娜塔莎唱歌的场面，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既苦恼又愉快……”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折磨着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同时也折磨着托尔斯泰本人。
在1879年的《忏悔录》中，作家这样写：“——我似乎活也是活着，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渊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无所有——我要尽力气脱离生活。”
11月6日，莫斯科的几位医生赶到阿斯塔波沃。这天，弥留之际的托尔斯泰跟所有的人道别。他温情地望着杜尚医生。后来她的小女儿萨沙回忆道：“我们给他换床单的时候，我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