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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雪里的一道血痂。毒酒至烈，毒花至香，绝艳的孔雀却生长剧毒的胆。就像他这个人，孤寂，决绝，又放纵着。性情明明薄凉至极，却拥有足以焚烧一切的忠诚的狂热爱情。
“我们的确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此后此前我都没有像那时候一样幸福，这样的生活让我们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希望，我们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永恒也不再只是一个词而已。不过，你知道的，他这个人有一点和我很像，就是执着，我能因为自由就冷酷无情地甩掉很多人，我也能因为多看了一眼杂志就狂恋他六年，同样的他也是；他能毫不疲惫地走遍世界，不停地把热情和爱送给非洲的孩子们，他和我谈起那些孩子时总是特别难过。他不会因为任何事停下脚步，我也拦不住他。”
“我每次一听他说去尼日利亚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屎地方，我就直皱眉头，鬼知道那里的暴民会干些什么过激的事。原来他还不去那些危险的国家，后来越来越不要命。有一次他从秘鲁回来，两只胳膊都打了石膏，别人把他背上的楼。当晚我发了一通火，十分想揍他一顿让他长长记性，他特别谄媚地陪笑，指天发誓再不去送死，结果伤好了以后又立刻反悔。我挡着门不让他出去，他还瞪我，后来我反思了一下，看来我是对他太好了，惯出狗脾气来了。于是一连好几天不理。他自觉理亏，开始试图安抚我，但丝毫没有见效，于是在电话里和我长谈，把我原来不知晓的、知晓但无法体会的东西给我。他给我不曾给过任何人的过去。”
“他不知道怎样说服我，只知道把一切都说出来。他提到家乡，建立在软土上的洛杉矶，一个随时有可能因地震而倒塌的城市，他提到留学，颤巍巍地驾驭着波涛的日本，几粒随时有可能被掀翻的群岛。他提到父亲，参加了越战，带领着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冲锋，去时还是一个青年人，回来时就变成了国旗，而他那时不到五岁；他提到三叔，殉职在美墨边境，一生在缉毒和吸毒之间苦苦挣扎，熬干了最后一滴血；他提到祖父，能在□□与激昂的乐符共舞，当他用挥舞指挥棒的手挥舞反战□□的旗帜时，两颗跳弹击碎了他的肋骨，骨刺扎穿了肺叶。他提到童年和青年，一个久久注视孤月的人的悲哀。这就是他的前半生，一无所有，籍籍无名。”
“没有人爱他，他也没爱过谁，情感上的空缺需要某种东西来弥补，让他始终觉得必须要爱些什么东西。他报考新闻专业，就是为了去那些人们需要爱的地方，他说总有人嘲笑他是圣母，但是人各有志，总得有人给他们关爱。也许也因为他不幸的童年——家里男人都死光了——所以他也有种自杀倾向，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这是他的理想，是事业，我怎么能阻拦他？所以我无言以对，尽管万般不情愿，但也无法再试图留住他。如果他出了事，这苦我也只好承受。可我心里又是那么难受，我除了让他好好保护自己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作者有话要说：
☆、濒死东帝汶
“我生长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出身于一个富裕但冷漠的家庭，父母各自在外寻欢作乐，打拼事业，他们只是Soul Mate，给予我的爱也十分有限。我也常感到孤独，吴邪的照片因此打动了我，和他在一起后我开始格外惶恐孤独，当他不在的时候，当他独身在动荡里游走的时候，我从梦中醒来，对着空荡的屋子不断地问自己，他还在我身边吗？可是总得不到回答。想伸手抓住什么，只有风和晨光穿过手指。直到有一天我在时装周秀场的休息室里百无聊赖的看新闻，‘东帝汶全民公投，78。5％的公民同意独立……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流血冲突，联合国代表团已被迫撤出，约20万难民逃至西帝汶……’我正忖度东帝汶那小岛国居然还有二十万难民可逃，忽然反应过来，该死，吴邪不是就去报道东帝汶独立么！”
“我刷地站起身冲进更衣室，椅子栽倒在地上，等我两分钟出来后大家都惊疑地看着我，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让他赶紧过来替我，我现在有急事。设计师这时候进来了，笑眯眯地问我有什么急事，我口不择言地说我男朋友生了，就冲了出去。”
“我要去找他，我就和着了魔一样脑子里只剩这个念头。不记得是以什么心情去找他的，总之我在飞机上度过了坐立不安的几个小时，一下飞机就被铺天盖地的热浪席卷，棕榈树的叶子绿得发亮，晃得人满眼是光斑。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的鲁莽，语言不通，没换货币，除了那则新闻，对局势一无所知。最后只好求助Google，走到哪翻译到哪，先换了钱，又找到NYT驻印尼的站点，打听到吴邪的位置，然后买了车票，直奔帝力。这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到处都充斥着燥热和苦闷。长途汽车上的检票员是个黝黑胖矮的女人，总是怒气冲冲，穿着用五颜六色的布头缝成的裙子，我登车时用很不善的眼神打量我，说了一句葡萄牙语。我坐在车后面对着手机小声地语音输入这句话，发现是一句脏话。我默默记下，以备不时之需。”
“下了车，我给他打电话，这里的通讯不大好，他在一片信号干扰声里大喊大叫，骂了我一顿，我听清了也装没听清。最后他只好放弃让我回去的想法，叹了口气，让我呆在原地别动，他过来找我。在等他的过程中，我百无聊赖地点了根烟四处环顾，周围只有破败的木制或砖砌商店，门窗钉死，有些漆色鲜艳，有些反复更改过颜色，以至于看不出原色。汽车亭歪歪斜斜，路面凹凸不平，别说柏油，连碎石子也没有，光秃秃的香蕉树蔫立着。我开始时是站着的，周围连个鬼影也没有，干脆抛开形象坐在路牙子上。吴邪风尘仆仆地来了之后，没认出这个发丝被汗粘连在鼻梁上、像个柴油发电机一样吐着烟圈的人是我，要不是他认出了我的衣服，还真不敢与我搭话。其实他也没好到哪去，脖子周围的T恤衫汗湿了一圈，太阳镜上一层尘土。我俩见面时，望着对方的尊容，一时都说不出话来，都在想，他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幅样子，我不在的时候，他是不是吃苦了？这时一阵海风吹过，两个人姿势不动，都蒙了一层土色。于是这脉脉无语的一幕就变得十分傻逼了。”
“局势似乎从我来了以后就开始变坏，帝力主要的大街上的商店一间接一间地关闭，等到最大的一家商城也贴上封条时，亲尼派控制了城里所有的工厂和关隘。独立派向联合国求助，澳大利亚答应派出军队，但迟迟没有动静；他们只好鸡飞狗跳地四处打砸抢烧，囤积物资，用沙袋围据尚在他们控制下的几个街区，两方之间的阴云酝酿得越来越重。与此同时，我们下榻的旅馆早就关闭了制冷系统，每间客房里只有两盆冰块，每天都阳光毒辣，暑气薰蒸，就算一动不动地躺在吊床上也热得发晕。为了防止脱水，我们每天喝下大量的水，这些水很快变成汗从毛孔里蒸腾出来，把我们滋润得无以复加。饭菜渐渐变差，后来干脆全成了罐头，旅馆里滞留的旅客忍不住自己出去打野食，看看哪些商店还没搬空，就扔块石头砸开橱窗。我每天和吴邪在外面走两步，观察观察局势，拍几张照片，就算做功课了，这地方通讯不好，通信公司搬出去大半，唯一的娱乐就只有游泳。我在东帝汶呆了一个月，像呆了一年。不过和他在一起，感觉还不错。”
“有一次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我和吴邪正漂在透蓝的海水里昏昏欲睡，天边却逐渐现出了一片灰黄，像蜂拥而至的饥蝗。两周的曝晒后，台风和暴雨忽然就来了，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这个曲折的港口，把船只和木屋掀起来，重重砸向地面。天上兜头泼下来无数白亮的水柱，狂风卷着雨水旋转出蛟龙的形状……灭世的洪水般滂沱狂暴。我和吴邪狂奔回旅馆，路上有一个女人正奋力推着装满椰子和木瓜的板车，一阵疾风卷过，仿佛有人用力掀了一下板车一样，木瓜和椰子化作一片雨摔落一地，顺着地势骨碌碌滚下来，橙黄夹杂乳白的汁液稀释到脚下。我冲上去拦住要摔下斜坡的木板车，吴邪捡了满怀木瓜椰子也冲上来。我们三人顶风推车，好不容易到了她的家里，我们在玄关门口拧了拧衣服，就准备走。她原本想要邀我们留下来喝杯热茶，但她家实在逼仄窘迫，还有几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见我们坚持要走，她进屋里拿出一条很大的雨披——在这个天气下雨披确实比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