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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开人民代表大会，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这时，施工队伍已经摆好了，准备就绪了，你这边一举手他那边就动工了。
讨论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回忆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而梁思成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三年之久。
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门城楼，在城楼前建检阅台，以接近群众。与此同时，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道：
天安门曾经要改造过，后来搁置起来了，而且方案是强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门顶儿上离群众太远，又比了一下说列宁墓离游行群众是多高，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门下面，就是现在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矮台子，二层台，这个图、草图我都看过。要搞一个二层台，天安门的门洞就变得非常之长，它的前面就等于伸出一个台阶式的东西，台阶和门洞是连着的，上面也是汉白玉栏杆，让毛主席在上面挥手。这个东西出来就顶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桥都占了。当时梁思成还煞费苦心，没办法，这是中央定下来的。梁思成就想方设法让它从正面看还不是感觉太离谱，想方设法让加上去的台子变成原天安门城楼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虽然做出了这个方案，但是梁思成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它实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认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决问题又损害了天安门的办法，因此实在未敢草率从事。”眼看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已难免一拆，梁思成建议“请延至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后再动手”。
他争取到了短短几个月的“研究”时间，并立即在5月31日召开的天安门改建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座门迁至何处？”
他希望把这两处建筑迁移重建、异地保护，可这只是一厢情愿。
孔庆普，现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桥梁所退休总工程师，当年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行动。他向笔者追述道：
人们常说的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实际上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长安右门是由建设局拆的，我参加了。东边的长安左门是由建工局负责拆的。
…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2）
…
拆长安左门与右门，当时民主人士不同意。因为它确实影响交通，影响广场扩建，经过几次研讨，意见统一了，同意拆除，但是要求把部件保留下来，移到别的地方重建。为此，彭真主持会议，梁思成要求移建在广场里面，多数人不同意建在广场里。市里领导人也不同意移到广场里面去，因为当时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广场。多数人认为广场内放入一些孤立的建筑物是不适当的。
梁思成对拆长安左门与右门意见很大。北京市建设局王明之局长有一次跟我们讲，梁教授说长安左门是他的左膀，长安右门是他的右臂！
拆的那一天，我们建设局的人在中山公园，建工局的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午4时，我们正准备吃饭，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我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我们文明施工，瓦件都是人工一块一块地拆，拆下来的部件，运到中华门北侧，东边摆长安左门的，西边摆长安右门的。
我们用吊车拆，吊车是解放前北平工务局的，是美国制造的，建工局没有吊车，就搭着架子拆。我们差一点出事故，在吊基座石时，由于石件太重，吊车差点儿倒了。吊车转臂时，大臂突然向右倾斜，有一年轻工人，抓起大绳的一头，勇敢地爬上吊臂，把绳子系紧，我们好不容易才用绳子把吊杆拉了回来。
拆的时候很费事，因为要一件件地拆，无论拆什么都不许往下扔。我们是使用木槽一件件地往下溜瓦，下面用草垫子接着。大的构件，如吻兽等，就装筐用绳系着顺下来。晚上，由于探照灯晃眼，我们用烧煤油的汽灯照明。到第二天下午，长安左门与右门都拆完了，天黑前路面已修补平整。
拆下来的料移交给房管局了，听说故宫博物院用了一些。基座的石料我记得在中华门北侧摆了好些年。
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领导说市长们都在这儿，行动要有秩序。
当年的那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梁陈方案”能被采纳，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所引出的北京交通事故问题，梁思成事先也作过考虑。其实，他才是“控诉”车祸之最佳人选。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车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行至南长街出口处，被北洋军阀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急送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三次手术后始康复，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他为此休学一年，出国留学不得不推迟。
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以应用于祖国。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40岁左右，他受伤的脊椎患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并长期身穿铁马甲支撑腰部。
对于北京的交通及车祸问题，梁思成是较早发言的一位。1949年5月8日，他以一个“有二十七年经验的老司机，曾经在欧美、南洋和本市领过司机执照，而又是研究都市计划的建筑师”的“双层资格”，对北平车祸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认为要防止车祸，应该治本。“治本的方法，有动的和静的两方面。动的方面，就是管理和指挥的问题……静的方面就是将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设备，务使车辆交错时不致互相挤撞，或伤害行人。”他还特别指出，“‘静’的方面，是属于都市计划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是将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加以改善……这种工作须先作车辆数量和动态的调查统计，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然后计划道路网或道路系统，改造道路交叉口，增辟城门洞等等。”
可见，梁思成对于改善交通的设想，一是加强交通管理，二是要有合理的都市计划，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系统来解决。在后来的“梁陈方案”中，他又与陈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