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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产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要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江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第30节 “1200万人民的总管”
1984年3月，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向陈云介绍计算机集成电路新技术。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有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于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节假日’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与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国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人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自始至终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