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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阿慧端起酒杯，头一仰，把杯里的酒一干而尽了，摇了摇小二的肩膀，偏偏倒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眯着细眼睛似笑非笑地对小二说，老姐姐，你是一个明白人，王哥的公司已经破产了，这鬼地方我也不想再呆了，明天我想回老家去看看，有些话我憋在心里难受，所以，所以，所以……看阿慧说话就已经不行了，小二赶紧扶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她先回家去了。阿慧是走了，但阿慧讲的故事却让小二连续好几天没睡好觉。
四。阿慧和小英子的故事抱鸡婆和偷油婆的故事
再说，这小英子的故事就更蹊跷了，阿慧那事刚过没几天，小二的瞌睡还没怎么缓过劲来，在“奇奇乐”，小英子一喝完酒就又吵又闹要杀人。小二在“奇奇乐”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小英子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她的事情。
我不叫小英子，我叫抱鸡婆。两年以前，我和我男人偷油婆终于从地下室搬到了一套有阳光的三居室楼房里，并且房钱和以前一样。第一天，我们都失眠了。因为要不是有很多
原因，我们是不会有这套房子的。首先我们运气好遇到了急需用钱的房东，并且我们手里刚好还有1万多元现钱，还有如果再不搬出那该死的冬天又冷又阴、夏天又热又闷整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我和偷油婆就会离婚的话，我们是不会有这套房子的。可心里却越想越有些后怕，老想那房东会不会是个假房东，报纸上常常登有这样的事，房子是别人的，自己租一个月再租给另一个人一年，拿钱就开跑，所以租金低一点也无所谓；或者那房东欠人家钱，说不定那天房东有钱了突然不顾合同赶我们走；或者或者这楼里有鬼不安全，不然按房子面积怎么会2500元一个月的房给我们800元一个月呢？尽管是一年付清。但偷油婆告诉我，不要管那么多，反正有合同在，出了事再说，既来之则安之。因为好久没有住在有阳光的房子了，那一夜我根本没睡，第二天清晨看见阳光从窗外爬进来的时候，我居然高兴地乱叫了起来。
其实那楼很脏。那楼一共有6层，每层楼的拐角处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有破石板、破衣柜、破花盆、缺口的带黑灰的脏玻璃块、破小童车、破得只剩下一只眼睛的洋娃娃，还有许多带灰的木条子横七竖八地立在楼口窗户边。每层楼的楼口扔垃圾的小窗口都被发黄的旧报纸糊死着，偶尔破几个洞，从里面还会飘来一阵一阵的像熬过的中药渣和发霉的垃圾混在一起的奇怪的味道。每一层楼梯的扶手上都盖了大约有1公分的灰尘，整个楼层的路灯开关都是坏的，没人去修。但当时就想，只要有阳光，管他妈的里面是什么粪坑狗屎，下面是昼夜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鸡鸭成群！因为这套房子还位于咱们热闹非凡的三里屯酒吧街的街口。酒吧街的对面白天也是著名的服装一条街，专卖外贸或出口转内销或者廉价的假世界名牌衣服。
这是金都洋人聚集最密切的一个地方。能在酒吧街很便宜地租到一套房子，对于我们这些假艺术家或者艺术爱好者来说，真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不再花钱去打的溜弯走路到服装街，然后精力充沛地和那些贩子们讨价还价了，花最少的钱买到现在国际最时髦的衣服，尽管常常是假货，但有时撞大运也能碰上一、二个真货。这总比骑一破自行车穿梭在灰尘满天、两鼻孔一会儿都变成黑色的金都城，或挤在有时只能站稳一只脚衣服还夹车门外的拥挤的公共汽车精疲力尽地到了服装街，一会还要理直气壮地苦口婆心地和卖衣服的小摊贩为5块钱的便宜磨得死去活来强的多。第二，走下楼去每天能看到来来去去的白人、黑人、巧克力人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国人，这些人身上香水的味道暂时能让你缓冲一下每天被油烟炝鼻熏晕头的滋味，自欺欺人地以为就闻到大西洋的海风了。第三，这一带因为是使馆区，所以外面绿树成阳，街道宽阔。并且道路每天都有专门的清洁工人在打扫，走在路上，有时会让人可以忘了身边还有个到处都是破塑料袋、到处都是废砖头、垃圾遍地的一个叫六里屯的地方了。总之，那时我能住在酒吧街，我真是他妈的太高兴了！对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我夏天可以不顶烈日，冬天可以不顶寒风骑着自行车去酒吧上班了。1996年的时候还没有“奇奇乐”，我是酒吧街“勿忘我”酒吧的一个女招待，我想当作家，但凭我当时的本事，靠写字我是一个钱也不能赚到，所以我得去酒吧打工，偷油婆也还不是作曲家，他在酒吧为客人卖唱，一个晚上两个钟头他能挣到两百元，一个星期工作3次，那时我一个月除去小费固定工资是六百元。可不管怎样，那时的我们都希望努力奋斗，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和酒吧街每天晚上坐在酒吧里喝酒聊天，打情骂俏的大作家大歌星大画家们一样，开着金都生产的最酷的切诺基或小富康车子，住在花园式的小楼房，永远有花不完的钱，换不够的一件又一件的名牌衣服，还有戴不完的一枚又一枚的钻石白金戒指。那时，我和偷油婆在家的时候，除了看书、听音乐、吃饭，作爱，就是做这样的美梦了。我们互相鼓励，既然已经到了金都，我们就得活个人样给老家的人看看。
我和偷油婆青梅竹马，省艺专毕业后又一起回到南方老家。他是学音乐的，我是学文学的，他在县文化馆当创作员，我则分配到县委主任办公室作秘书，对我们那个不足五十万人口的小县城来说，偷油婆和我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了。白天他组织各个单位离退休的老阿姨、老爷爷们在灰尘四扑的水泥地面上，在到处是用白磁砖贴成的墙面的楼群里，跳跳秧歌舞，唱唱“妹妹你坐床头，哥哥我在岸上走”的小调；我呢每天就给主任整理整理文件，下下乡去，看看哪家还是全家五口人还只有两床被子、三条棉裤，回来再写写报告给县委汇报汇报，等待指示，再下乡去看看。每天下班吃完饭以后，偷油婆和我就到咱们县城唯一的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河沟去散会步，虽然臭，可它还是条河，一块聊聊顾城的诗或者谈谈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样的聊天总像熨斗一样可以把白天我们起皱的心灵熨平一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去年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偷油婆和我决定辞职来金都。带着结婚证书和身上仅有的2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