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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图）
采访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身体前倾。这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倾听姿态。倾听，我可以更贴近被访者的内心，新闻的背后是心灵。消除芥蒂，建立一种信任，而且更具有人文色彩。有的观众朋友形容我的发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来到甘肃武威的双城镇。那里，发生了6名学生连续服毒事件，两名死亡，四名获救。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年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这是我要探寻的谜底。 但孩子们选择沉默。我并不急于得到什么调查结果，而是如抽茧剥丝般，慢慢地和他们交流。用“听”的方式，让孩子们说出他们内心的秘密。让我内心震撼的是，这些孩子的“死结”，竟然从没有成年人倾听！包括他们的父母、老师，没有人了解和关照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疏导和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甚至，死亡也成了他们彼此相守的承诺，相约的快乐！ 这些被认为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孩子，一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倾诉，只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通过采访，这片刻的倾听，使我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和我聊天。 无论对怎样的采访对象，我都十分重视倾听。倾听让事件的展现更趋于真实，也让观众有了独立判断的依据。 揭开中国的伤口，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新闻调查》的许多揭露、批评性的节目，都意味着记者要经历一番曲折的采访，甚至要深入危境之中，在虎穴狼窝里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深圳外贸骗局揭秘》是我跟踪拍摄深圳骗子公司的一期节目。那些设置骗局的外贸公司一切都是假的，他们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他们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现金费用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与黑社会相勾结，雇佣打手，企图把他们的骗局进行到底。 我在追踪采访中，便与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打手短兵相接。他们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危险步步逼近。他们大声地呵斥驱赶着我。我不动声色地向摄像师递了一个眼神，看到摄像师并没有惊慌，他腋下夹着包的姿势表明，他正在拍摄。我知道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可能动用暴力和血腥手段的黑社会打手，但必须与他们周旋，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是节目中最有张力的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让观众了解到骗局的真相。 在那样的场合，我反而是兴奋，刺激。那些家伙把自己打扮成早期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模样，戴着很粗的项链，有几分粗鄙，张牙舞爪。我甚至想揶揄他们几句：“瞧您这副行头，太老土了。现在吃这碗饭的，人家早都扮绅士了。” 当与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人过招时，要了解他们的爆发点，接近他而不是触怒他，让他们充分表演，这是新闻最有震撼力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要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去发现那些比戏剧更具戏剧性的真实生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我需要去批判，也需要去同情。我需要感受人们的痛苦，再通过我的采访表达出来。在道德的重建、社会公共体系的不断完善中，一个记者，到底能做什么？ 我看到了伤口。那是中国的伤口。记者的职责在于：把溃烂的伤口挑开，挤出脓疮，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所以我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当中埋藏着无数故事，只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揭示。 家庭暴力是屡见不鲜的。但有一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女性暴力案件中，杀夫的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这个数字背后，又埋藏着多少女性的悲剧。我走进了河北的一个女子监区。有人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在中国，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这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安瑞花。我在节目中引述国外一些相似的案例，因“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由而豁免一些女性犯罪，结果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也得到一个好消息：河北女子监狱的这位女犯获得轻判。 虽然不能寄望新闻报道会改变世界，但毕竟可以去渗透，去影响大众文化的土壤，努力营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 在精神病院采访，那些通过治疗得以控制病情的人们，围坐在我的身边，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没有人能相信，他们都曾在发病时杀过人。当他们不由自主地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从自身到他人的双重悲剧便上演了。 所以，我们应该更关注人，人的命运，人的幸福。人们常常把同性恋者视为异数。但有谁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诉说？在采访艾滋病患者的那期节目，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是那么渴望说出自己生活的真相。那个身为同性恋，也是艾滋病患者的小伙子，直面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蒙在身上的羞耻的幕布扯了下来，他们期待着人们理解他们并非异端的生活。 我策划的节目多是主题性的调查。我把它看作是记者的一项使命，常常是，我的调查得不到专家相关的研究数据，采访必须承担很多社会学调查的任务。甚至，我的调查成为相关事件处理的某种依据。 我做了一个弱势群体系列：青少年系列、家庭暴力系列、流浪人群系列，精神病人系列，命运迥异的人们，特别是社会特殊人群，随着我的寻访，走进了人们视野。 我把对人的关注，延伸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人。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对爱的理解；少数人的声音，黑暗的角落，也会是最寻常也最容易被遗忘的地方。比如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那里孕育和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对下属说：“闭嘴，不许你说！”的领导。我关注着人们生存的环境。 记者需要以旁观者的方式去冷观社会，记者更需要有承担责任的抱负与勇气。
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图）
一位道行高深的剑客，并不一剑出手，血光四溅。而是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 有时，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我的采访并不喜欢张扬，而是蕴意其中。我会有意识地把握采访的节奏，以一串看似简单，但环环紧扣的提问，让答案明了而无可掩饰；那些看似无言以对，却一清二楚的提问，成为观众最需要的呈现。我在采访中追求一种境界：不见刀光剑影，却见衣衫尽裂。 通过采访，给观众以想像的空间。 对于女记者，首先必须非常具有职业水准，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不要让同情心成为绊脚石。 我观摩过许多世界记者的采访。比如我很欣赏美国记者莱斯利看似漫不经心但别出心裁；喜欢法拉利的大胆干练；推崇芭芭拉·阿尔特斯的真诚朴素。 以前那种水袖似的武功，现在没有用了。必须从蹲马步开始，才有可能开始另一段境界。 在我完成的众多“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中，采访常常会充满质疑，咄咄逼人。当对方明白无误地开始“对抗”的时候，我便以自己特有的柔和的犀利步步相逼，问到死角，同时又要把握节奏。通过层层剥析，还原事实本身，穷究事实真相。 越做调查，越感到探究事实真相的不易。因为所谓客观公正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每一次做节目，我都会问自己：做到了吗？客观公正在节目中便是记者心中的准则，它体现在展示事件的过程中，体现在细节里，尤其体现在如何对待有争议或者可能是“负面”的人物上。 2003年，福建省三明市残联在白内障患者复明工作中组织不当，导致患者失明。我前往做了一期《失去的光明》。在采访三明市残联主任的1个多小时里，我认真地倾听这位当事人的苦衷和懊悔，没有鄙夷，更没有指责。采访结束，残联主任哭起来，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我这样听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