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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刑之前，河村在被关押的章宜监狱发给其在日本的家属的信中辨解说，这次大屠杀是根据山下军司令官的命令进行的。自己作为军人除了服从没有办法。他作了如下的叙述：
“１７日晚，我突然接到命令，让两个步兵营和已在市内执行警备任务的宪兵队合并，并由我指挥，负责昭南市的警备。要求我翌晨前往军司令部报到，接受作为正式命令的详细命令，下面就是当时概要情况：山下将军以很严肃的态度对我说：‘我军为了进行多方面新的作战任务，必须立即转用许多兵力。然而到处都潜伏着敌对的华侨，他们企图妨碍我军的作战，如果我们现在不先下手予以根除的话，那么就无法期望维持南方的基础——马来的治安。警备司令命令必须尽快实施市内的扫荡作战，找出这些敌对的华侨加以解决，以解除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细节由军参谋长作指示。’接着，军参谋长铃木就具体实施方策，作了详细的指示。包括扫荡日期、敌对华侨的范围、集合和调查的要领，以及处置的方法等。还特别强调指示，通过以上的调查，凡判定为敌对者，要立即严加处置。对于严加处置的措词，我不能不感到吃惊。对于我提出的问题，铃木参谋长解释说：‘对于此事可能有种种不同意见，但是，军司令官已经下达了这样的决心，其本质是扫荡作战。希望按命令执行。’我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予以执行。我就照命令的要求执行了。”（引自河村参郎著《登上十三级台阶——战犯处刑者的记录》，东亚书房出版）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纪念碑的记录（1）
日军占领新加坡２５年之后的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在新加坡的中心地区、市政府附近建起了一座高约６７米多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四根柱子组成，分别表示忠、勇、仁、义，同时也是构成新加坡的四个民族（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宗教的象征。
纪念碑四根柱子的内侧用汉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刻着如下一段文字：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我国居民无辜遭到杀害者不计其数。事件已过去２０多年的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把遗骨收集起来，郑重地埋葬在这里，建立起这座碑，以便永久记录这一悲痛。
１９９４年５月，我访问了这座碑。碑的底座上有一束鲜花，大概是来访者放的吧！
今天，因为旅游或商务访问新加坡的日本人很多。但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和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巴丹半岛死亡行进的同时，还有一个新加坡华侨大屠杀事件呢？（二）占领地区内诸问题
１俘虏的强制劳动与“劳务者”
强制推行泰缅铁路的建设计划
日军轻视后勤保障，采取“当地筹措”方针，在占领地区的各地方，让俘虏或当地居民从事各种强制劳动。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以电影“桂河桥”等而闻名的泰缅铁路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把战线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在初战获胜后，又迅速占领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并进驻泰国。在实施进攻缅甸作战时，计划修建从泰国的丹彪尼亚至缅甸的诺普拉得库，延长约４１５公里的泰缅铁路（注文：据旅居泰国的华侨学者考证：该铁路的起点在泰国叻丕府廊巴多，横贯干差武里（北碧）府，循小桂河左岸向西北方向延伸，经边卡三塔关，进入缅境，到达缅甸毛淡棉镇南部的当皮鸟沙亚——译者注）。
英国的技术人员曾经打算在这条线上修建铁路，但是，由于必须穿过荒无人烟的原始丛林，而且是容易发生疟疾、霍乱等的多雨地带，估计搬运工程用器材极为困难，所以放弃了这一打算。
对于日军的这一修建计划，泰国铁路当局也曾指出过于轻率。
实施进攻缅甸作战时，海上补给线在安达曼海附近日益受到英国东洋舰队的威胁。为了维持战略物资——缅甸的石油和钨矿的运输线，日军决定强行修建泰缅铁路。大本营于１９４２年７月下达了准备修建泰缅铁路的命令。接着于同年１１月又下达了实施命令。修建是从泰国和缅甸的两端同时开始。翌年的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竣工，在荒无人烟、恶疾滋长的原始丛林地带建设铁路，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承包这项建设工程的是当时以有“铁路的鹿岛”之称的鹿岛组为中心的日本土木建设业者。这些企业和军队勾结在一起，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强抓劳工、强制劳动。在这项工程中，迫使当地居民和俘虏从事强制劳动的情况将在下面加以叙述。
无视日内瓦条约役使俘虏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纪念碑的记录（2）
１９２９年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俘虏待遇的条约”（日内瓦条约）。该条约虽规定将校以外的俘虏可以从事劳动，但是，该劳动不可过度，而且必须同一切作战行动毫无关系，还必须支付该劳务的工资。日本派全权代表出席了这次日内瓦会议，并签署了该条约，但是，由于陆、海军的反对，未获批准。
开战之后，交战国之间就如何对待日内瓦条约问题发了照会。日本政府就这一照会作出回答说，由于该条约未获批准，（日本）不受该条约约束，但基本上准用该条约。
日军提出的方针是，实施泰缅铁路工程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材均由当地供给。日本决定使用盟国的俘虏来修建铁路。泰缅铁路显而易见是军用铁路，从日内瓦条约的宗旨来看，使用盟国的俘虏修建这一铁路，显然是违反该条约的。
被迫从事泰缅铁路工程劳动的盟国俘虏有英国人、荷兰人、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等，共约６５０００人。亚洲劳工（被称为“劳务者”）有马来人、泰国人、缅甸人等，据说共约３０万人。亚洲劳工的准确人数，尚未查清楚。
劳动从日出之前至日落后，每天平均劳动达１８小时，相当严酷。拳打脚踢司空见惯。在繁重的劳动下，只供应极少的粮食。因疟疾、霍乱和赤痢等疾病而死亡的人不断出现，盟国俘虏死亡人数约达１３０００人。据说亚洲劳工（劳务者）死亡约数万人。
研究这一问题的墨尔本大学政治系教授田中和幸指出，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澳大利亚兵俘虏组，约３个人中有１人死亡，共死亡８０３１人。在欧洲的西部战线，成为德、意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兵共８１８４人，其中死亡仅２６５人。将这两个数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虐待俘虏的。（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５日《每日新闻晚刊》）
死亡率之高，亚洲劳工也是一样。１９９３年５月，日本律师联合会为了调查日军造成的战争灾害，派调查团前往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区。马来西亚的宗日开氏在回答调查时说，在同一列车中被抓走的７８０名劳工中，生还者只有４９人。
造成如此大量的死亡者，全是由于日军施工造成的，是因为他们以“只出现枕木数这点死者没有关系”的态度督促劳动的缘故。
拒不支付工资
再谈一下对这种劳动支付工资的问题。不向俘虏支付工资，自不待言。对于亚洲劳工，开始许诺每天５美元，但抓到劳动现场以后变成３美元，实际上发的只有１美元。
宗日开氏把被迫从事泰缅铁路工程的劳工及其遗族约３００人组织起来，要求日本政府支付欠付的工资。日本政府回答说，通过（日本）同马来西亚之间的协定，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关于虐待泰缅铁路工程中俘虏和当地居民的问题，在日本战败后的马尼拉审判中，对其负责人，作出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判决。
在印度尼西亚，除泰缅铁路以外，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岛上修建飞机场和港湾等军事设施，或者在开发石油资源的工程中，当地许多居民都被日军招募或抓去当劳工，从事繁重的劳动。人口稠密、有剩余劳动力的印度尼西亚，变成了日军劳动力的供应地。
因此，即使到了今天，在印度尼西亚仍有某种影响，“劳务者”（ｒｏｍｕｓｙａ）这个词汇还残留在印度尼西亚语中。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围绕“随军慰安妇”的问题
受害者们亲自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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