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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契机，在南京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内一方面展示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事实，另一方面铭刻着周恩来总理的铭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国也在汉城郊外修建了“独立纪念馆”，在那里记载着韩国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历史。
日本政府对这些来自亚洲的批判感到吃惊，绞尽脑汁苦思对策。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辩解说：“现在，韩国、中国……等正在批判我国教科书中记述的内容，为促进与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我国应充分倾听这些批评，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结果，修改了审定基准，在“教科书用图书的内容及其处理”事项中新增加了“在处理与亚洲各近邻国家有关近、现代史事件时，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立场出发予以照顾”这样的内容。
由此，审定基准暂且得到修改。关于教科书的记述，本来应该从各种角度来论述，然而，问题是国家硬把一定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观点放进了教科书审定制度之中。
另外，有一本题为《亚洲教科书中的日本战争》的书（越田编著，梨木舍，１９９０年出版）。该书是作者调查了中国、蒙古、韩国、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里是如何记述“日本战争”的内容之后编写的。
在书的开头，作者越田氏首先叙述他的感想说：“看了亚洲各国教科书中对‘日中战争’的记述，再次感到半个世纪前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亚洲人的痛切心情……。相反，日本教科书里对‘日本战争’的记述是何等淡薄！甚至淡薄到连教科书也不屑一顾。妄图把侵略战争一笔勾消的日本，与下一代已把‘日本战争’接过来的亚洲各国之间认识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形成如此大差距的原因何在呢？如上所述，原因难道不正是在于（日本）没有认识到１５年的战争是一场与亚洲的战争，而只认为是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吗？在此再次重申一遍，“脱亚入欧”这种日本人的亚洲观很成问题。日本战败后，这种亚洲观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仍在继续。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教科书里把对亚洲的“侵略”改写成“进入”。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围绕教科书的审判
１９６５年，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向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诉讼，即所谓教科书审判。
战后，日本自１９４９年起开始审定教科书，而教科书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是从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正式恢复主权、各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又重新恢复领导地位的时期开始的。
１９５５年，保守党联合以后，教科书审定审议会成员更迭一新，确定了战争时期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高山岩男等人的核心地位，他们借审定教科书之机表明了以下的主张：“‘新宪法是按照全体国民的意愿制定的’这种表述是片面的”，“关于太平洋战争，要尽量不写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要写得神秘些。”
家永教授提出的教科书诉讼，分为１９６５年提出的追究６０年代审定责任的第一次诉讼（要求赔偿损害），第二次诉讼（要求取消审定不合格处分）和追究８０年代审定责任的第三次诉讼（追究审定制度的违法性）。诉讼争议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限于１５年战争，但最大的争论焦点是关于１５年战争的记述内容，具体地来看，如家永教授所述：
“日军在整个中国领土上扩大了战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转移到重庆，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继续抗战。日军尽管在辽阔的战线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武器，但没能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顽强抵抗的中国民众屈服。”
对此，文部省的意见是：
“在这段内容里，关于当时中国的战况‘日军尽管在辽阔的战线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武器，但没能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顽强抵抗的中国民众屈服’一段完全没有谈及中国方面继续顽强抵抗的后面还有英、美、法、苏的大力援助等事实，以及当时围绕日中周围列强的动向（所谓‘援蒋路线’）。
“因此，这种记述妨碍了对日中事变及至围绕日中事变的世界形势……的理解。”
家永教授谈及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指出：
“由于战争被美化为‘圣战’，彻底隐瞒了日军的失败和在战场上的残暴行为。大部分国民无法了解事实真相，只能处于积极支持这场轻率战争的状况之中”。
对此，文部省又提出：
“这样的叙述，如什么‘被美化’、‘日军的残暴行为’、‘轻率的战争’等等，总的来说是在片面地批评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和行为，所以，不能认为这种表达能使学生正确地了解处于战争漩涡中我国的立场和行为……”。
文部省的这些意见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毋需在此赘述。
在家永教授的三次教科书诉讼中，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７日对第二次诉讼进行了一审判决（杉本判决）。这次判决大幅度地承认了原告的主张。可是，后来的几次判决都对原告不利。
例如，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三次诉讼（加藤判决），对争论的焦点问题，认为家永教授的主张“有相应的学术根据”，但又以存在着与文部省同样观点的学者为由，强调不能说文部省的审定意见缺少合理的依据。
这就是说，不管学术依据多么欠缺浅薄，只要文部省能拿出所依据的学说，那么审定意见就不违法。最近，筑波大学附属高中教师高鸣伸欣也对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现代社会》的审定意见提出抗议并起诉（根据金泽大学藤泽法教授研究）。
以上谈了中国、韩国等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不同。但是中国、韩国等的教科书，不但对后人起到了进行历史教育的作用，而且无可否认还有进行国防教育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的教科书的记述方法，日本教科书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作为参考。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从德国教科书看历史教育（1）
德国布伦瑞克设有一个格奥鲁克·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该所是１９５１年创建的。现在，这里共收藏了来自世界上约７０个国家的１３万册教科书，当然，纳粹时代的教科书也收藏于此。
该研究所的活动宗旨是促进德国与过去的敌国之间的理解与和解。例如，签订过“德法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１９５１年）、“西德与波兰关于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建议”（１９７６年）、“西德与以色列关于教科书的建议”（１９８５年）等。迄今为止，该研究所曾与２０多个国家共同研究过两国间的教科书问题。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等。签订“西德与波兰关于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建议”之后，设置了由两国历史学家组成的教科书委员会，讨论有关两国的历史问题，然后将研究成果分别反映到各自的教科书中去。据说，该委员会现在正在编写涉及德国与波兰长达１０００年历史的教师用手册。
最近，日本和韩国的民间团体以德国与波兰间的教科书委员会活动为样板，出现了由历史学家和教师研究两国教科书的动向。１９９４年３日，我曾访问“格奥鲁克·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据研究员里门斯钱奈德讲，该研究所在日本与韩国的教科书问题交流中发挥了斡旋的作用。在采访时我问及“在德国尽管学校里如此认真地学习现代史，为什么还发生新纳粹分子排挤外国人的事件呢”。他一下子被问住了，带着为难的表情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认为有失业率等各种问题的因素。”这一席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近、现代史在历史教育中所占的比例
在德国的历史教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中十分重视现代史教育。据金泽大学藤泽法教授的调查，德国的课程因州而异。总的来说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阶段有一次通史课（古代、中世纪史与近、现代史的比率约为１∶１）；为升大学而学习的高级中学（相当于日本的高中阶段）历史课中，比率大约是１∶４５；高级中学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