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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而且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到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而且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附近新罕普舍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她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少养就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往往是他夫人的话多），他就及早就寝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不出雷池半步，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及早起身，大概在六时左右，七时不到——甚至在漱洗时——就开始一一打电话给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写得怎么样？什以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后来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经验，他的学生无一幸免。上午四个小时他绝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特纳总图书馆（Widner Library）中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劳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图书馆仅数百步之遥，散步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后来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间！”又谆谆告诫似地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我至今奉为金科玉律，但读起书来恐怕没有他那么专心。
费教授办事效率之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女秘书亲口对我说：他每天要口述录音数十封信，由她打字后当天或次日一定签名寄出，而且有信必覆，我后来也和他通过信，并从他的覆信中学习他如何造词用字。他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后来我毕业前任教时发生在美居留问题，他竟然为这小事亲自打长途电话为我向华盛顿的官员求救，解决了我的问题，更勿论学生的就业、求职或申请研究费等等杂事了。他的学生甚多，结果每人都顺利找到工作，独我例外，因为我不想找工作，后来还是因别人不能到任而被逼去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去教书。记得我当时论文尚未写就，百般无奈，竟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然后才去教书。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而且还为我弄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记得我成行前去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记得我把费教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这一段故事，其实在我和陈建华的“座谈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湾正中版第七五至七七页）中早已讲过了。此处重述，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生动。值得在此补述的是费教授一家人对我的知遇。我并非他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此。缘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而费教授只要我研究徐志摩，当然我又没有听他的话。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才得知费氏夫妇年轻时曾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挚友，我甚至猜测连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音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慰玛更是林徽音的闺中密友，两人数十年间一直有书信来往，后来慰玛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写成一本书，就叫作《梁与林》。后来我受慰玛之托联系中文译本的事，因此几乎每周日都会去拜访她，那时（千禧年前后）费教授已经逝世，慰玛把他的照片和著作放在床边，不时拿来看看，令我十分感动。更从慰玛的点点滴滴的口述中，感受到这位我一直不敢直呼其名的大教授人情味的一面。他的两个收养女儿更是对他的恩情念念不忘，她们二人（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女儿学护士，二女儿学舞蹈。作父亲的特别为二女儿在他们的农庄建了一间面积颇大的练舞室。大女儿后来也子女成群，住在附近，时而和我见面，我因此也逐渐把慰玛视为母亲，甚至比对我自己的母亲更亲。
费正清教授逝世前数年曾有一次心脏病，幸而康复，他痊愈后发给每人一封公开信，内中叙述他大难不死的经过，备极幽默，妙趣横生，对于家人更是亲情毕露。他逝世前一个礼拜才刚气成一本书的稿子，据慰玛说：他亲自把稿递交哈佛出版社后就平静地过去了，似乎大功已经告成，了无牵挂。前年慰玛以九十余岁高龄去世时亦是如此，据Laura告诉我说：慰玛饱受床第之累，有一天她把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人都叫到身边宣布说，再活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当晚就平静地过世了。
当时我身在香港，后来她的追思会我又未及参加，所以特别写了一篇祭文，表示追悼之意。费教授在世时曾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叫《China Bound》（归于中国），据说出版后他的学生都纷纷在书后查询有无自己的名字。我当然无此非份之想，只是觉得对费教授多年的提携和照顾感到一份歉意。据说在他葬礼的时候，大部份的学生都来了，我又缺席。也许，在他面前我总有一份腼腆，不像和慰玛相处那么自然。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5节 史华慈教授（1）
想起我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往往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曾写过文章纪念他，也在另一本对话集中谈到他，但总觉得不能得其全貌。也许，我记忆中的史华慈都是一些细节和碎片，无法串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此文亦然。
在我和陈建华的对话集《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书中，我曾提到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老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或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标准。他非常怀疑，怀疑这种那种系统的可读性，或者某种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台湾正中版第七十四页）。所以他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也从来不把中国的思想孤立成一个系统来看，而将之放在一个比较文化的框架中讲出来——也许不能用“框架”这个约束的字眼，而应该用“脉络”（context）这个意义更广的字眼，它至少有两层涵意：一是思想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包括思想家），一是某种思想和同一时空或不同时空中的其他思想间所构成的关系。史华慈教授往往兼顾这两个层面，所以他的学问也博大精深，然而乍听起来却似乎杂乱无章，竟无头绪。
我就喜欢他的这种“天马行空”的论述方法，而且多年来把它作为我个人教书的“商标”，甚至有时故意把想法打乱，搞得更复杂，以刺激更深一层的思想探讨。后来我把这一套功夫放在文本的分析上，更觉得舒畅万分。然而，从某种严格的方法论立场看来，就有点“不成样子”了。我也不能把我的老师的思想方法庸俗地商化为杂乱无章，其实他是自有章法的。他的章法之一就是他所有学生都很熟悉的“双方面”辩证法：分析一个问题必会“从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从“另一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此双方面互相辩证下去，越挖越深，却从来没有结论，而是把问题演变成“问题组”（problematique）。绝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尔辩证法所能概括。有人说这种方法出自犹太�